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莫让功利破坏孩子的

作者:现代文学

《中国文学史(第一卷)》是一本由袁行霈著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3.70元,页数:30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是一本由刘大先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9.00,页数:37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莫让功利破坏孩子的文学梦

《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读后感(一):体大思周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读后感(一):理论的张力与学科的悖论

发表时间:2018-11-02 来源:常德文明网 字体:[大][中][小] [打印] [关闭]

这是一部最符合我心目中理想的文学史。

颜水生

哈利·波特骑的飞天扫帚是什么型号?唐僧遇到的第5个妖怪叫什么名字?如果看完一本书,用这样的问题来检测孩子的阅读效果,是不是会让孩子远离阅读?当孩子被迫去关注书本中这种犄角旮旯的问题时,这样的考查还有存在意义吗?

全书撰写者均是目前最活跃、出名的古典文学学者,框架结构清晰,论述充分,语言文字优美。

摘要:《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是一本由理论织成的网,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从民族文学到神话学,从政治学到历史学,从地理学到语言学,开拓了思维,增加了学术深度,扩张了理论的想象力,开辟了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发展的新思路,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发展。《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在总体思维的控制下,有可能陷入了绝对主义和普遍主义的陷阱,也有可能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走向非文学化和非历史化的误区。

文学是让孩子放飞梦想的翅膀,能够带领他们从不一样的视野观看世界,这个世界应该是充满奇思妙想,极富浪漫色彩的。如果非要将文学作品生硬割裂开来,用书本中犄角旮旯的问题给孩子们的阅读设置障碍,会严重侵蚀文学的斑斓色彩,大大破坏孩子的阅读兴趣和求知欲望,看似是一种测试,实际是故意刁难,起到的只会是负面作用。

第一卷 是先秦两汉文学。

关键词:现代性;全球化;总体化;少数民族文学

文学阅读不同于语文测试,要让孩子能够自由徜徉。有的人总喜欢将应试思维强加给孩子的一切,主要阅读就要测试,只要测试必出难题,沾沾自喜以为有助于提高孩子成绩,殊不知只会破坏孩子的学习兴趣。文学阅读并没有标准答案,孩子们能够从中有多少收获完全凭借于自身,更重要的是能够得到心灵的滋养和文学的涵养,这种收获并非是一时的,而是能够伴随一身的品质。非要用刁钻的考题去测试孩子记住了多少词汇、背下了多少文章,实际上并没有意义,如果把精力都放在记忆和背诵上,那么孩子还能有多少的心思去感受和领略文学蕴藏的丰富宝藏,背下来再多也不过是生硬的复制,并不能从中汲取多少的营养。

值得关注的是开篇对文学、文学史的定义以及古典文学阶段的划分。文学的发展历史?文学作为历史?文学作品赏析批评、文学史与理论史的区别。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时间也必然证明它的学术价值与学科贡献。笔者主要以《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与社会》为理论基础,试图揭示刘博士著作的成就与问题,并希望能引发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中相关问题的思考。

文学应该是充满诗意和幻想的。文学的精彩不仅体现在辞藻的华丽和情节的曲折上,更来自于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和看待世界的角度。文学是一门安静的艺术,只有能够沉下心来,才能够慢慢会触碰作者所留给读者最有价值的东西,这不是靠机械解剖能够把握到的。孩子的心灵是一张白纸,对美好的事物充满着幻想,理应让孩子在文学阅读中能够享有精神上的独立,可以尽情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想象和触摸文学中的诗情画意,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话语方式,形成自己对世界的感官,构建起真善美的价值体系。

对先秦两汉总论部分也很精彩。诗乐舞一体,文史哲不分。??

一、 理论扩张与现代性危机

不能用成人的功利心去破坏了孩子的文学梦,不要过多地追问、练习、肢解文本,也不必强迫概括、归纳、推理,更不要用一些古怪刁钻、犄角旮旯的考题疏远孩子与文学的距离,给孩子的文学阅读提供纯粹的环境,让他们能够自我感受、自我发现、自我获得,能够安静地得到智力上和审美上享乐的幸福,留下单纯美好的阅读记忆,为人生的成长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之后的内容有神话传说、《诗经》、楚辞、历史散文《春秋》《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诸子散文《论语》《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汉赋、《史记》《汉书》、政论散文、汉乐府。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是一本由理论织成的网,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从民族学到神话学,从政治学到历史学,从地理学到语言学,刘大先博士都是信手拈来,不仅增加了著作的深度,也扩张了理论的想象力。可以肯定地说,理论性是该著作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刘大先博士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作出的重要贡献。长久以来,虽然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依靠政治保障在学术体制中占有稳固位置,但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依然在学术领域中处于边缘地位,在当今理论过剩的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理论的匮乏,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种现象在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范围内已引起了必要的反省,早在2005年,刘博士就在《文艺理论研究》撰文指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批评处于边缘地位,且话语系统陈旧” 。2012年,汪娟在《文艺报》发文指出,“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放置于整个新时期中国文学发展的大潮流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尚处于较边缘的地位,处于自我失语的境况。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理念上可以说都相对滞后。” 上述观点应该不是危言耸听,而应该是揭示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内部存在的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刘博士从问题出发,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转型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发展,提出要吸收借鉴民俗学、人类学、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建立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独特的批评理论体系,《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正是这种学术追求的实践产物。毫无疑问,刘博士的批评实践充分发挥了理论的张力,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显示了必要的哲学、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的内涵与魅力,探索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方向。

先秦两汉这块,可惜有些文献虽然文学性不足,但是很重要,应该涉及,譬如《周礼》《礼记》《公羊传》等等。

在刘博士的理论体系中,现代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甚至可以说,现代性是《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基石,不仅是因为刘博士强调现代性理论在著作中的贯串,“现代性的理论话语会作为一种隐伏的背景伏藏在本书叙述的始终”, 而且是因为现代性本就是“现代中国”概念的核心内涵。无论是汪晖教授,还是刘大先博士,他们对“现代中国”的阐释都突出了现代性的总体性意义。笔者也曾对现代性也有过无限的憧憬,博士论文《论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转变》也正建基于此。笔者也曾窃喜,现代性理论的确是一个好东西,它似乎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可以打开任何学科的大门。或许,我还得继续用现代性理论去不断地敲门和开门,因为我正在构思的一部著作初步取名为《现代性与时空形式》,但这应该还不是最后的终结。然而,在当代中国学术领域中,无论是现代性的理论建构,还是现代性的话语实践,大家都对现代性缺乏必要的反省。单就刘博士的专著来说,现代性的话语实践至少引发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现代性对文学性的压抑。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文学性处于现代性的淹没之中是不争的事实,或许刘博士原本就对“文学性”概念持批评态度,认为文学性观念“其实是把文学非历史化了”, 但是在现代性的宰制之下,文学被充分总体化了,现代性贬抑了文学性。更值得注意的问题在于,该著作以“少数民族文学”命名,刘博士的主观目的也是以少数民族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少数民族文学在该著作中似乎只是个点缀。刘博士在绪论中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概念辨析时,对“民族”和“少数民族”进行了详细的知识考古,然而当涉及“文学”和“文学性”时,作者抛弃了知识考古方法,三言两语就打发了“文学”和“文学性”,这种写作方式或许就是个隐喻。第二,现代性对不平衡性的压抑。詹姆逊在《单一的现代性》中指出,“‘现代性’常常意味着确定一个日子并把它当作一个开始”, 刘博士顺着汪晖的思维给“现代中国”作了界定,“‘现代中国’并不是标指特定的时间段落与政治形态,而是概括从晚清已经开始的在外来冲击和内发裂变交错下的总体氛围、环境和心态”, 刘博士也给现代性“确定了一个日子并把它当作一个开始”,认为现代性是从晚清开始的。现代性的晚清起源说在理论上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但是晚清起源说必然忽视了中国少数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据国家民委网站对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社会状况的介绍,新中国成立前有部分少数民族仍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或者封建社会。这些处于前现代社会的少数民族的文学是如何体现现代性?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刘博士提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必须放入到‘现代中国’才能够被清楚和有效地说明。” 刘博士把现代性普遍化和总体化,正如阿尔布劳所说,“是企图开发出一种无所不包的概念系统,并且用这个系统理解一切现象”, 这种总体性思维是一种征候,它表明了现代性的过分扩张。

其此,文献学、小学也很重要。需要补足。

二、时空视域与学术生产

《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读后感(二):袁行霈文学史中的奇谈怪论

时空维度的凸显是《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特征,尤其是空间维度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具有开拓性意义。从时间维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由来已久,但以往的研究大都限制在历史叙事,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历史只是时间的组成部分。刘博士把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放在时间维度中进行阐释,不仅赋予历史叙事以哲学内涵,而且赋予时间以本体论地位,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的知识生产。首先,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研究由历史叙事向历史哲学的深化,学术界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进行了充分研究,尤其是突出了历史叙事的意识形态特征,正如德塞托在《历史书写》中提出,“历史学家只是‘围着’权势在转。在所有现代国家里,从历史论文到历史教科书,它们都隐含着历史学家所希冀的教育和动员的责任。”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教育性,这早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刘博士不仅考查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叙事的演变过程和意识形态特征,而且把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兴起放置在现代学术生产的转型过程中进行分析,认为“少数民族文学从建立到书写其历史,一直笼罩在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观念之中,这种观念经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诸多思想流派的洗礼,已经变得摇摇欲坠”。 刘博士从历史哲学角度反思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其次,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学术中的历史分析向时间哲学的深化。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时间性是历史性的必要条件,“只因为它在其存在的根据处是时间性的,所以它才历史性地生存着并能够历史性地生存”, 刘博士把历史放置在时间范畴中进行分析,突出了历史与时间的统一,以及历史性与时间性的统一。最后,促进了文学史观的阐释和转型,刘博士分析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历史渊源,并且提出多民族文学史观包括多族群、多语言、多文学、多历史等四个层次内涵,在李晓锋与刘大先合著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多语言”,促进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阐释与转型。综合来说,刘博士在新的理论视野下,分析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看法,提升了文学史研究的理论高度。

今天看到第四卷汤显祖,不由得我不说几句。

空间转向是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刘博士具有比较扎实的西方文艺理论基础,敏锐地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空间转向”,他提出,“少数族裔文学由于其在整个中国文学格局中的特定位置,从地理/空间的角度切入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刘博士运用空间理论分析中国少数民族,强调了空间研究的重要意义,也正如刘博士所说,“在历史与书写的僵局中,空间视角无疑增添了新的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 综合来说,刘博士的空间研究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理论的综合性,刘博士熟悉西方空间理论,历数了自康德以降的众多空间理论家,实际运用了列斐伏尔、福柯、布尔迪厄等人的空间理论,综合了心理、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观点,显示出较强的理论综合性。第二,思维的辩证性,刘博士不仅看到了空间理论的优点,也认为空间维度的过度思考有可能堕入“分裂主义”或“拜物主义”,展现出刘博士具有较深的辩证法素养。但是,刘博士的空间研究也引发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空间理论视野中展现的大都是理论和民族,而非文学,刘博士擅长从理论到理论,弄得云山雾罩,在广阔的空间理论世界中更难寻找少数民族文学,确切地说,刘博士是在运用空间理论分析少数民族,而非少数民族文学。第二,部分理论观点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比如,“资本空间规模流动造成的现实,在话语层面衍生为一种‘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的对立。而所谓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地方性’恰恰是一种近代发生的现象”, 刘博士在阐述这个观点时并没有列举少数民族发展的事实来证明,笔者觉得中国少数民族的“地方性”并非只是在近代才发生的现象,“地方性”应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积累过程。所谓“全球化”与“地方性”也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全球化”与“地方性”实际上是一种辩证运动,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正如阿尔布劳指出,“全球性程度的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地方性程度的相应降低”。 刘博士把“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对立归之于资本,有一定的合理性,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对资本所引发的空间生产有过充分论述,但问题在于,现代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不同,全球化在中国也只是晚近的说法,资本在中国少数民族“地方性”的产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并非刘博士想象的那么重要。总之,在空间理论的总体化视野中,刘博士把现代中国少数民族的空间生产非历史化了。

我认为这套文学史在女性问题上主张女性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甚至不惜婚前失身于情郎,以显示其情真意切。这种观念从文学史的诗经部分延续到我看到的汤显祖部分,而尤以汤部其措辞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鼓吹女性的思想解放。

三、 总体思维与学科困惑

难怪牡丹亭当年作为禁书被封杀了很多年,可为什么过去没有为它正名,如今却要大力的弘扬以至于肆意的赞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不可否认,牡丹亭的文辞华美,情节离奇,可文学史上所说,让我作为一名有正常道德观念的人为之脸红心跳,它说千金大小姐杜丽娘从小琴棋书画无所不学,人又孝顺,又尊敬师长,一跳说道她有一天在镜中看到自己如花美貌,不禁开始感慨:不得早配佳偶,诚为虚度青春。

总体化是《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正是在总体化思维中,现代中国、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都被总体化了。总体化方法在该著作中至少具有两个方面的作用,首先,总体化揭示了现代中国、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等概念发展的事实,比如刘博士在分析“少数民族”时提出,“前现代的中央王朝与地方族群关系格局中,自然存在的少数族裔共同体,缺少明晰边界的主体;现代以来,少数族群在民族国家的生长过程中,规整为总体化主体中的多元构成元素”, 刘博士不仅分析了古代中国少数民族在“大一统”的民族认同思想中被总体化,而且分析了现代中国少数民族在“民族国家”的认同思想中被总体化。其次,总体化是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构和发展的需要。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术一直都是“国家学术”,正如刘博士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立开始就是以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多民族文化文学共同繁荣为目标和价值诉求的”,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这一总体目标,因此,《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也隶属这个总体目标。不可置疑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学术中的总体化方法符合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它不仅使少数民族文学学科拥有坚实的基础,而且使少数民族文学学术更富有价值,历史也充分证明了总体思维和总体化方法的作用,从黑格尔到卢卡奇和萨特等思想家都充分运用了总体化方法,历史也充分证明了总体思维具有天然的逻辑优势,“总体性话语使民族、社区、国家、文化、家庭、尤其是社会都服从于这一纪律”, 这符合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

且不说一个千金大小姐,就是现代的一个稍有家教的女孩,一看到自己的美丽就开始着急早得配偶,这种思想也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哪个女子不怀春,少女思春的情思也是可以理解。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总体化方法也暴露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首先,在总体思维中,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都是总体性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并非共时性的。刘博士指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才得以诞生,并且成为一个可以在学术上进行探讨的话题”。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概念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以诞生,也才得以成为一个学术论题,然而刘博士把“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共时化,有可能压缩了“现代中国”的内涵,也有可能压抑了“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其次,总体思维也具有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有可能产生一些总体化困境。阿尔布劳指出,“总体性话语的最明显的运作方式是通过系统观点表现出来的,这种观点运用类比的思维方式并常常把民族国家社会与其他系统等量齐观。” 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中,由于总体化方法的强大支配力量,现代性、民族国家、全球化等概念成为普遍性的观点,有可能使少数民族文学成为现代性的附庸,也有可能遮蔽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在当代学术中,现代性、民族国家、全球化都已经成为普遍性概念,阿尔布劳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事实并提出了尖锐批评,“‘全球化’这个概念便获得了某种近乎于巫术的品质,成了一块提供普遍启蒙作用的通灵宝玉。但是,对这个概念的随意滥用,并不是反映了它的扩展,而是反映出当前的理解的局限性。” 这种观点值得深思。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的发展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立都是国家意识形态发展的产物,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学术的发展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建立也具有天然的历史和逻辑基础,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文学作为客观的历史存在,民族特征是它们的天然优势,也是少数民族文学学术发展的逻辑基础,不能偏信现代性、民族国家、全球化的强大力量,而故意忽视这些天然基础。在总体化方法中,现代性的强大控制力必然压抑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也必然消解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存在的合理性,这是一个深刻的悖论。

可后面就有些离奇了。

参考文献:

文学史上说,以下是文学史原文摘录:无可排遣的春情幽怨愈积愈多,决堤冲防,势所必然……她……得到了书生柳梦梅的即时抚爱。那种怜玉惜香的爱情与温存,那些半推半就的腼腆与主动,那般刻骨铭心的极乐体验与无限回味,都成为杜丽娘高于一切的情感财富。

刘大先:《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反思与重建》,《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

试问,杜丽娘与柳梦梅见过面吗,聊过天吗,互相了解过吗,就谈感情财富一词恐怕为时尚早。顶多算一夜情。还是精神上面的。就算是千金小姐思春过度,以至“梦梅”了。这有什么美好的呢,还如诗如画般?

汪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何去何从》,《文艺报》2012年2月6日第006版。

后面说到杜丽娘死而复生之初,柳梦梅便迫不及待要与之交欢。遭到小姐的婉拒后,柳生便以前日的云雨之情反唇相讥。于是杜丽娘便耐心解释说:“秀才,比前不同。前夕鬼也,今日人也。鬼可虚情,人须实礼。”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你说素昧平生二人,谈何感情基础,一夜云雨不过是梦魂勾引,何来情真意切之说。说杜丽娘后来郁郁而终,柳梦梅之后看到画像上杜丽娘的身影不禁为之痴为之颠倒疯狂的“纯情与痴情”,也不过都是以貌取人。而为之死为之生的纯情和痴情只是建立在一夜情和以貌取人之上,谈何至情之说。

明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瓶颈与突破》,《文艺报》2013年10月18日第009版。

柳梦梅被婉拒,便说出讥讽的酸话,由不得不叫人觉得这人对杜丽娘也不是真情真意。而杜丽娘死而复生之后说的这番话,也叫人觉得虽然是成人不自在,可你既能忍住,便不是日日痴狂,夜夜思盼,否则还不如梦中一般主动投怀送抱去?

[美]詹姆逊:《单一的现代性》,王逢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而文学史这段评点更是令人心惊: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诞生于16世纪末的《牡丹亭》,有其特殊的文化意义; …… 二是崇尚个性解放,突破禁欲主义。肯定了青春的美好,爱情的崇高,以及生死相随的美满结合。千金小姐杜丽娘尚且能够突破自身的心理防线,逾越家庭与社会的层层障碍,勇敢的迈过贞洁关,鬼门关和朝廷的金门槛,这是对许多正在情关面前止步甚至后缩的女性们的深刻启示与巨大鼓舞,是振聋发聩的闪电惊雷。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的确是闪电惊雷,我有感于文学史的文辞典雅,可没想到这段教唆是如此露骨与迫不及待。

[英]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75页。

对于杜丽娘,我和她老爹的观点有点相似,宁愿要一个贞洁的亡女,不愿要一个鲜活的与男人野合过的鲜活的杜丽娘。

[法]塞尔托:《历史书写》,倪复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试问这些编著文学史的老学者,你们教育自己的子女时,也是像编著文学史那样的狂放不羁吗,你们对待别人的子女,可以说出大胆追求情爱,女子要放胆泼辣直爽的话,对于自己的子女,你愿意吗? 这就是我的疑惑所在。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3页。

真是如文学史最后所说: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426-427页。

一出牡丹亭横空出世,温暖了多少女性的心房!封建卫道士痛感“此词一出,使天下多少闺女失节”,“其间点染风流,唯恐一女子不销魂,一方人不失节。”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72-273页。

难道说潘金莲杀夫偷情之流也在这类女子之列?还温暖了多少女性的心房!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72页。

我认为文学是一个民族灵魂的寄托,而文学史的立场应该站在人民的立场,是正确的立场,文学史的编著者应该本着为人民负责的态度,本着道德良心编著文章,可在这部文学史中,我屡屡被女性问题中的这种虚假道德立场干扰读书进程。我认为这种鼓吹所谓尊重女性,鼓吹女性个性解放,失贞也不必被谴责的立场对大众是种误导。这不仅不是对女性的尊重,也是对女性另一角度的伤害。试问当下,有多少失贞女性在忏悔,有多少用女性解放这一词语蛊惑女性的男人,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后一笑了之。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35页。

而文学史后面讲到明朝白话小说,三言二拍时又提到,丈夫与失节之妇重归于好,甚至越相敬重,“这种新的妇女观的思想基础,就是对于女性的尊重”。难道对于女性的尊重就在于,失贞不遭唾骂而是歌颂?文学史以现代的立场解读过去的文章,而文学史对于女性问题的立场就是所谓“尊重女性”,我一直以为,这种虚假观点迎合了男性对于女性的不切实际的渴盼与歪曲事实的教唆,他们希望女性主动追求情爱,却自己做不到,只能盼着女性主动投怀送抱。而这种行为在封建社会被禁绝,被称作放荡,淫邪,而现代社会却成了歌颂和大力赞美的壮举。

[英]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74页。

《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读后感(三):被去势的中国文学史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96页。

时隔六年,重读《中国文学史》,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8页。

最近深感读书既要知道作者的立场,也要有自己的立场。这套教材的立场十分明确,文学本位,史学思维,文化学视角。绪论也是大手笔,强调借鉴西方理论,强调文学史著作的当代性。但是,这样的中国文学史是中国的文学史么?

[英]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75页。

不要觉得叫文学史的都是一个东西,也不要觉得中国人写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中国的文学史。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一部文学史应推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建国以来虽然把胡适批得体无完肤,但是不得不承认,文学史乃至整个文史之学,都是沿着胡适这条路往前走。而胡适这条路恰恰不是中国的文学史,而是西方的文学史,换言之,一个四不像的中国文学史。直到袁行霈这版,依然处在尴尬的格义之中,把中国文学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去掉,引入不合脚的西方理论。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3-4页。

这里说的最核心的部分,今天归在哲学系,叫做哲学史,又叫做学术史或者思想史乃至伦理史、人性史,这几个名虽然不同,其实一也。清代中后期以来一直存在“六经皆史”的思潮,想要把史学变成经学。而不幸到了胡适,史学就变成史料学。今天看,这里未尝没有挽救民族衰亡、一新学术风气的苦心,然而不免陷入到矫枉过正之中。当然,矫枉过正也无可避免,无可奈何。

[英]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75页。

不过这样一来,真是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庄子说:“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

[英]阿尔布劳:《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高湘泽,冯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4页。

这部分本该“文学”所承担的使命被斩断了。“文学“就变成了文学史,还是一个西方理论指导下的文学史。最明显的心态就是别人有的,我们也有。比如西方文学讲史诗,我们《诗经》里也有生民、绵、皇矣、大明。但是这些是个P史诗啊!真正的中国的文学史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中国文学跟西方文学不一样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如果照这么讲下去,迟早有一天,中国文学史就跟是西方文学史一家了。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1期

所以,在这个立场上来说,象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才是最好的一部中国文学史。他是史学立场,也是经学立场。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读后感(二):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建构的探源性、基础性之作

其实,袁版文学史的编者未尝没有意识到这里存在的问题,但还是有意识地切割。有一条脚注说:“先秦说理散文,对中国文学最深刻的影响在思想方面,限于本书体例,不容赘述。”

——论刘大先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

简直是图穷匕见!

张丽军 史胜英

既然最深刻,最重要,为什么不讲?为什么不讲?

内容提要:刘大先的新著《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以敏锐的学术视角、引人深思的学术观点,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身份与变异、语言与译介、空间与想象、情感与规约等方面系统充分详实的论述,令人耳目一新。《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突破以往以局部或个案研究的局面,使其在中国文学格局中能够呈现一个较为阔大、宏伟、壮观的完整画面;以其研究的系统性、宏观性、理论性和前瞻性,为新世纪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起到了总结已有成果、辨析名词概念、明确研究对象、开启理论新视域的重要作用,是一部新世纪关于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史建构的探源性、基础性重要著作。

但是这样的传统又是切不断的。相对来说,秦汉部分的处理比先秦部分要好。先秦部分尤其混乱。

关键词:刘大先 少数民族文学 空间现代性 学科史

讲诗经,把汉儒的比兴批得一无是处,讲楚辞却又是香草美人,这不是自相矛盾么?其实讲楚辞本身也是这样,讲《离骚》要讲忠君爱国,讲《九歌》就是人神恋爱。里面引了王逸的话,然后说:”如果不考虑王逸的断语,这一段话大体说明,《九歌》原是流传于江南楚地的民间祭歌,屈原加以改定而保留下来。“而王逸的断语是:”因为作《九歌》,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不管对不对,恰恰是关键所在,凭什么不考虑?!

作者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忽然极其能理解,何以在梁启超夸焦循《论语通释》是治《论语》良法后,有人说:”拆散便错“。可不是拆散便错么?!

现代化中国的车轮以势不可挡的燎原之势扫过中国每一寸土地,渗透进华夏文化的每一角落。少数民族文学亦由自在自为的前现代状态走向现代,在现代中国文学版图上的地位和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并逐渐确立起学科的自足性、主体性地位。应该说,历经一个世纪左右的现代化探索和文学建构,少数民族文学的构架已大体形成。少数民族文学以独特新奇的地理空间为书写背景,以古奥神秘的宗教与传说为叙事题材,给读者以从未有过的“异质性”想象体验,为多元一体的大中华文学与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版图。中国文学的历史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一定意义上,少数民族文学以其独特的审美想象力、精神文化意蕴和原始生命强力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发展,从沈从文的湘西叙事、老舍的京味小说到霍达的穆斯林书写、当代阿来的藏地书写、萨娜的鄂温克族叙述等等,都极其丰富和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跨越前进,展现当代大中华文学的艺术风采和精神魅力。

这种根本立场上的错误导致袁版中国文学史讲了太多形而下的法、形式,而对形而上的义、内容,说得支离破碎。

在这样一个大中华文学日渐繁荣的基础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亦在不断地开创与反思中达到新的高度。在日渐庞大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中,刘大先的新著《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以敏锐的学术视角、引人深思的学术观点,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叙事、身份与变异、语言与译介、空间与想象、情感与规约等方面系统充分详实的论述,实在是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把少数民族文学纳入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版图来加以考量,突破以往以局部或个案研究的局面,使其在中国文学格局中能够呈现一个较为阔大、宏伟、壮观的完整画面;而且以其研究的系统性、宏观性、理论性和前瞻性,为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起到了总结已有成果、辨析名词概念、明确研究对象、开启理论新视域的重要作用,是一部新世纪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史建构的探源性、基础性重要著作。刘大先才思敏捷、视野宏阔,不仅汲取江南文化的灵秀和北方文化的豪迈,而且远赴美国进修学习,同时深入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大地深入考察,在多方面的学习中兼得较高理论修养、良好艺术感悟力和珍贵的民间大地情怀。这使得本书的写作呈现出深厚的文化积累、新颖的理论创建和接地气的批评实践品格。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他语言恳切,用词平易雅致,娓娓道来,流露出作者深厚的语言素养、文字功底和深厚人文情怀,其知识面和思考问题的高度、深度非但不使人觉得高深疏离,反而是平易近人、亲切感人。读《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无疑是一次极为美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史、文化史之旅,正有艾柯的“悠游小说林”之感。

最后还有一个西方理论的借鉴问题。绪论讲得非常好:”撰写《中国文学史》应该借鉴外国的文学理论,但必须从中国文学的实际出发,不能将外国时髦的理论当成公式生搬硬套地用于解释中国文学。有志气的中 国文学史研究者,应当融会中国的和外国的、传统的和现代的文学理论,从中国 文学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阐述中国文学的历史, 而不应先设定某种框架,然后往里填装与这框架相适应的资料。“

一、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回顾与重绘之可能

这让人想到陈寅恪先生讲的”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不过陈先生在下面又说到”所用方法亦不尽符合“,应该就是当时胡适等人在借鉴西方理论过程造成了各种误会。真正能会通中西的,还当属钱钟书先生。

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学首先是从这一民族的文学史中获得的,文学史的最基本功能是确立经典、设定标准。 此外,文学史对于一个民族文学的自我的系统的认知、介绍和传播、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和对话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文学史作为文学与历史的交叉,既具有历史性,也具有文学性;既是一种史的再现,又是一种像文学一样的叙事,是描写过去事情的一种方式,其本身也作为一种叙事文本被纳入文学的视野。 文学史的书写策略有多种,多因书写者的文学观念、历史观以及价值判断、书写着主观目的等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如《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书中所提到的五四以前,中国文人普遍持有观念论的退化史观书写,提倡复古主义,厚古薄今;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受西方进化论等理论的影响,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文人提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的口号,提倡观念论的进化史,颠覆陈说,使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

不过仔细琢磨这段话,其实还有一个问题。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在亡国灭种的边缘,所以志士仁人都在向西方寻救亡之道。其思潮一直到今天都还是如此。所以借鉴外国的文学理论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是理所当然么?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书中对学术史进行了细密的梳理,详尽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的历史,从晚清文学立科时期的文学史、民国进化论与科学话语笼罩下的文学史观嬗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的确立与族别文学史的书写、上世纪80年代以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演进的历史过程中,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认识的充分性、在国族文学史中的定位的准确度、及对当下存在问题思考的深度都在不断强化超越。对于“史”的考察,著者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站着宏观的历史的角度,以详实的中外文献充分论述各时间段的历史书写,并对历史现象探其本质,究其成因,拨开纷繁谜象,厘清内理,体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底。

记得莫老在谈宋诗的时候讲过一段话:”我们说’生新‘,西方说’陌生‘;我们说’含蓄‘,他们说’含混‘;我们说’对偶‘,他们说’并置‘,如果只是表达同样的意思,就没有必要弃中求外,刻意标新立异。“这一段话,值得深思。

在对文学史书写的考量中,刘大先意识到,“文学的历史是流动的,这种流动性不仅具有时代的鲜明特色……更多的是暗含着对前代文学的继承” ,但是“每种文学是叙述必然需要文学观念的确立” 。正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任何书写离不开时代语境,故对于文学历史的书写总是在时代的视域下。而话语权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说过:“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那么,在汉民族文化西方文学观念占主导的当代中国,以怎样的姿态、如何叙述少数民族文学成为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

最后想说的是,既然把这本批成这样,为什么还给四星呢?因为到理想的中国文学史还有漫长的距离。而袁版较之前此的诸种文学史,在总体上,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步。

新中国成立前,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其一,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文学史书写者对本国文化的“救亡”主要集中对于主流文学和能与主流文学相衔接的部分少数民族文学,而对于展现独特性、差异性的少数民族群体则无暇顾及;其二,西方学术理论的引入,书写者持一种历史目的论的观念,相信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如此则把历史与逻辑不相符合的那部分自动地排除在外了。新中国成立后,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主权确立,少数民族成为国家主人,少数民族文学史才得以确立。而文化与政治不是亦步亦趋的,总存在相对的独立性,政治是有形的、可以人为操作的,而文化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其力量是强大的、不容人撼动的。文学在文化的汪洋中无意识地被文化的暗流所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一开始便出于政治目的,为稳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根基,受主流史学观的影响较大,例如,在分期上依照国家的时间法则,在文学分科上削足适履般地套用主流“四分法”的模版,写作模式、叙述结构及指导思想规然统一。这种思维方式和实践路径看似统一划归、易于人们接受与理解,但往往这种越简单整齐的事物离其本身就越远。

《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读后感(四):袁著《中国文学史》评论

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学史如此,整个中国文学史也存在这一现象。自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以来,二十多年过去了,文学史的书写仍未有很大改观,多是在旧的框架下的小修小补。任何文学史以及文学的书写都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缠绕,意识形态正像如来佛的掌心般无处不在。文学是具有审美意蕴的意识形态,若一味追求与意识形态的决裂也是不现实和不科学的,若龟缩在意识形态之下畏之不前,成为意识形态枷锁下奴隶,则失去其存在的真正意义。我们要做的是使文学与意识形态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张力状态,意识形态不是作为串联文学史的线条脉络,不是文学这匹马的缰绳,而是作为更为隐性的围栏,在所能够提供的范围内给文学更多的活动空间。

总绪论

“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文学”,如何避免二者的“各行其是”、“彼此双重的盲视和伤害”,如何在大中华文化圈中葆有“活的传统”,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核心问题之一。因此,研究者要从少数民族文学的本体出发,去掉先见,走进其文学内部充分了解文学史,去发掘民族文学的魂魄所在,由以往静态的搬运转为动态的流变;同时要走出民族文学本身,从民族历史、风俗和宗教信仰等去体会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以一种多元的、全视角的文学史观,建构多元民族书写模式。刘大先在系统总结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居于次属系统不被重视的现状与缘由后,阐发将少数族裔文学纳入现代中国文学的总系统中的可能性;充分列举学者与文学史书写者的构想与实践,阐发以多民族文学史观重述中国文学史的可能。正如杨义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在跨世纪的时候就要提出一个新的文学观念,就是“大文学观” ,就是既与文学的本质相关联,又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发生发展有着深刻联系的大文学观 。书中提到的“复数”、“多线”的“多民族文学史观”是对“大文学观”更为具体的阐释,无疑对于构建多元一体民族文学格局的具有重大意义。

撰写《中国文学史》应该借鉴外国的文学理论。

二、少数民族文学的认同与嬗变

假使说撰写《中国文学史》应该借鉴外国的研究经验或者研究方法,的确可以认同。但文学理论则大可不必。盖文学理论者都是依据本国的文学,经过升华得到。一国之文学有一国之特色,哪里有应该借鉴的道理?

《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在以宏阔视野观照少数民族文学历史书写后,回到现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实,分析少数民族文学主体的嬗变、身份认同的觉醒与危机。认同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术语,它的生成意义在于建构有关“我们是谁”、“我们与他人差异”方面的概念。由于文化主体之间的不同所以需要主体的身份认同,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身份认同的嬗变。20世纪末由于思想解放和自由主义思潮的勃兴,认同危机变得空前严峻。刘大先认为危机下导致主体向三个不同方向分化:遵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写作;少数民族文化本身的觉醒和自觉认同;以西方文化为路标的西化或自我风情化、殖民化的认同 。这一归类贴切地反映了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现状,认同危机的分化同时也反映了少数民族主体性叙事的焦虑。试想强大的汉民族经历一个世纪西方话语的袭击中尤有脚跟不稳的趔趄时刻,少数民族文学在同时面临西方文学与华语文学的双重挤压下,所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但是,可贵的是,危机下也极大激发了少数民族主体文化认同的活力。这虽是冲击之下的无奈举措,可是较之前现代时期无意识的游离状态,这种自觉的主体发现与觉醒不失为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的一大进步,站在更宏观的角度,民族个体的进步也是国族意识的进步。

第一编 先秦文学

在这三种认同分化中,第一种循规蹈矩,第二种颇为复杂,第三种的先锋性正与民族性剥离。刘大先以乌热尔图与张承志为典型阐释第二种叙事,他们更直接地对民族文化事像进行纪实随笔式的盘点与挖掘,认为“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集体联合与自觉斗争……强调群体亚文化、个人身份以及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是微观政治,最终归为个人的解放。这较之主流话语更为多元化和复杂化,作家的写作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和流变,在不断探索中曲折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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