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必须肩守一种责任,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

作者:现代文学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是一本由(日)柄谷行人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927年9月17日,鲁迅收到学生台静农的信件,信里面提到瑞典人斯文赫定在上海的时候听说鲁迅的名字,想请刘半农帮助,提名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对于一个特殊的群体作家来说,虚弱则是不能被原谅的罪责。这是因为,一个丑恶平庸的灵魂不能发现伟大和崇高,一个虚弱和充满了个人利益算计的人也不可能成为公众意志和利益的代言者。我们不能敬重这样的所谓作家,无论他的头上有多少神圣的光环。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后感(一):笔记

鲁迅当即回复了上述这封信,态度丝毫不暧昧,表达得非常截然。

文学必须肩守一种责任

柄谷行人深刻的历史洞察。风景与孤独的内心紧密连接,只有在对周围外部的东西不关心的“内在的人”那里,风景才得以发现,是一种价值颠倒的讽喻,同时暗示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真正的写实主义者永远是“内在的人”,而风景的意识就是距离的意识,“言文一致”与“风景的发现”具有根源的相似性。“自白”不是悔过,是另一种扭曲了的权力意志。以柔弱的姿态试图获得“主体”即支配力量。驳斥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企图把“疾病”从被赋予意义中拯救出来,认为有问题的正是建立了“健康的幻想”的现代医学知识制度。柄谷认为此种“反对阐释”忽视了诸种关系的系统性。自然主义文学诞生于医学的启发,结核产生于工业革命导致的生活形态急剧变化,使关系网失去了原有的平衡。疾病本位文化症候。

静农兄:

文/陈行之

驳“儿童的发现”:强调这种批评忽视了儿童文学的落后与文学的落后具有整体性,是历史的产物;“幼稚”与“成熟”的分割也是历史的产物。“儿童的发现”的儿童观念是被限定为“幼稚”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

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人说文以载道的话了,如果有一个人大不识趣地说什么文学的责任,不但会被一般读者嘲笑,也会受到文学评论家的揶揄,就像这个人说了很不得体的话一样。在这样一种文化气氛之中,找到承载人的精神意义的作品,找到反映最底层人民生活和心理状况的文学作品,也就变得艰难起来。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后感(二):读柄谷行人《书写语言与民族主义》笔记(一)

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充斥在文坛并且在文坛热闹着的往往是时尚作品。所谓时尚作品就是仅供消费的作品,不能也不必进入人的心灵的作品,这就是远离现实的小说、戏剧,毫无社会内容的浅薄的爱情连续剧,是各种形式所谓恶搞式的所谓文学作品。

去年夏天我读了一本很差的书,《文言与白话》,那本书也是讨论白话文运动的,但是它把新青年派和学衡派的区分定义为书写口语和书写文言文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文言文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其次,白话文与其说是一种书写口语的问题,不如说是一种新的“文言文”。从“他她它”,到“什么什么主义”、“什么什么性”、“什么什么化”,到“文学”、“艺术”、“哲学”、“经济”……都是这种“新文言文”创造出来的。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把白话文当成一种绝对来源于口语的东西。柄谷行人指出,“文言一致”源于对“语言”的“风景”的发现,“文言一致”既不是创造了口语,也不是创造了文言,而是创造了“文=言”。也就是说,语言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实体,并不是起源于多少多少万年以前,而就是起源于现代性的开始。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八十年代文学的那种崇高的责任,不但没有被延续下来,就是曾经亲身建设了那一段辉煌的作家,也正在从自己的灵魂高地上撤离,撤离到对自己最为安全有利的地方,把现实主义退化为伪现实主义,自己对自己进行了阉割你能指望一个阉人像男子汉那样呐喊吗?你不能做这样的指望,他的声带坏了,决定他最基本生理特征的东西没有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把此种状况视为整个中国文学的悲哀?

柄谷行人的这篇文章是1992年附加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后面的,《起源》发表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还没有出版,后来柄谷行人看到了安德森的书,进一步推进了他对民族主义的思考,简单地说,并不是先有日本和文学才有了日本现代文学,而是日本现代文学创造了日本的概念和文学的概念,如果我们做具体的词源学考察,会发现所有语言里的“文学”一词都是在现代化中形成的,所以现代化以前的人并不把那些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东西当做文学,文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现代概念,也就是说,文学从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现代文学。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好笑。

从社会的角度分析一种文学或者说文化现象的发生,没有什么难于理解的:一个社会纵容什么鼓励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抑制什么首先是由社会的政治现实需要产生的,社会并不顾及所谓文学规律,更不会顾及什么文学风骨,不会顾及几个因为信守文学信念而给社会添乱的人,这也正是我国两千多年以来发生很多惨烈的文字狱的最根本原因,是对于发表思想作品进行严密管制的原因之一。

柄谷行人的这篇文章,带有批判德里达的色彩。其实我读到德里达的“语音中心主义”论述时,也曾经起过怀疑。后殖民主义是从解构主义衍生出来的学派,解释“东西文化”的概念并不是本质的概念,而是地地道道的现代构建。我们汉语学界在民国时期也轰轰烈烈的讨论过“东西文化”的差异的问题,这种学风整体而言是非常肤浅的,而且对西方学界后来针对第三世界命题的思考没有带来任何助益。我现在对民国的这一派学问有这样一种看法,当我们发出一种话语——“中国文化具有性质A,西方文化具有性质B”——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发掘出中国文化的A性质,而是创造了一个具有A性质的文化主体。我们如果需要发出这样的话语,只需要对这“两种文化”有一点最低限度的浮光掠影的了解,说出来的话都是似是而非,很容易找到反例,找到反例后也很容易解释或修正。也就是说,并不是先有东西文化的主体,再有对东西文化的比较和特点的概括,而是对东西文化的比较和特点的概括创造出了东西文化的主体。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目前消费文化大行其道,正是这种管制的直接后果。当一部作品不是因为平庸而是因为不平庸而不能被发表和出版之时,当一部作品因为思想而使得评论家不敢评论之时,你只能认为这不是好作品诞生的最好时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选择妥协选择退却选择卑下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责怪的。

这样说来的话,德里达所说的“中国没有本体论,西方有本体论”、“中国没有语音中心主义,西方有语音中心主义”确实是他思想的一个败笔,而且和民国的新儒家比也看不出高明多少。事实上,德里达来中国的时候,王元化和他吃饭,德里达说中国没有本体论,王元化以“言/意”“名/实”等古代思想概念加以反驳,德里达不懂中文,当然无法反驳。德里达所说的“汉字不表音”也是很想当然的,汉语的诗文讲究音韵美,自不必说,越南的“汉喃”也是反例,这是柄谷行人在文章中指出的。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问题是,中国的传统文人精神到哪里去了?文人的风骨到哪里去了?鲁迅到哪里去了?

柄谷行人进一步反对德里达把“言文合一”追溯到古希腊,这是一种倒着写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这么高?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的书名都是以“史”字结尾的,也就是说,它最大的特征在于分门别类地作史,不管是“文学史”、“哲学史”、“经济史”、“戏曲史”、“艺术史”……“史”字前面的双音节词绝大部分是“和制汉语”,也就是古代汉语里存在的双音节词语,被日本人用来翻译西洋的新名词,不管是“文学”、“艺术”还是“经济”,这些词语在古代的含义和现代汉语的含义都是完全不同的。现代性概念一旦形成,就会被天经地义的当成“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差异”,并默认为一种亘古不变的东西,然后他们的历史就形成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古人从来没想到要去总结一下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要让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让日本人来写。如果文学真的是“本质的”、“亘古不变”的概念属性,为什么古人不研究“文学史”呢?为什么他们不把《诗经》、《楚辞》、李白当成一种“文学”呢?归根结底的说,“文学”是蒸汽推动的印刷机生下的孩子,雕版印刷和电力印刷都出不了“文学”。我之前在《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从语言学角度论述过,事物之间差异的大小和分类的标准,并不存在绝对的规则,它们是语言确定的。

未名社出版物,在这里有信用,但售处似乎不多。读书的人,多半是看时势的,去年郭沫若书颇行,今年上半年我的书颇行,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这里的书,要作者亲到而阔才好,就如江湖上卖膏药者,必须将老虎骨头挂在旁边似的。

这就不能不说到文学自身了。我们看到的文学之宵小和苍白,除了社会的原因之外,一定还有文学自身的原因。而文学自身的原因就是作家的原因,作家心灵的原因。所有这些原因归纳到一点,就是两个字:虚弱。

柄谷行人接下来的论述越来越精彩,“现代的民族国家是分别从“世界帝国”中分化出来的。”罗马帝国分化出了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中华帝国则分化出日本、中国、越南、韩国……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和民族国家对民族国家形成之前的历史的构造基本是同时的,是一种共谋。“民族语言”、“民族历史”、“民族国家”一起形成,现在台湾大修《全台诗》就是如此,《台湾文学史》的书写和台湾主体的建构同步,我们对于“台湾文学史”的合法性或许出于相信与不相信之间,那么我想说,最近还在编纂的还有《全港诗》、《全澳诗》,我们怎样看待从先秦写起的《澳门文学史》呢?《澳门先秦文学史》和《中国先秦文学史》存在着质的不同吗?

还有一些琐事,详寄霁野信中,不赘。

我在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后记中曾经引述创作札记中的一句话:在强固的历史面前,人的全部命运展现反映的都是:虚弱。这是针对作品中的人物说的,其实,它可以囊括我们每一个人。是的,是虚弱。虚弱,既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状态,也是人类本性的一种典型特征,否则,你就无法理解历史悲剧是如何发生的。

在古代,“汉字在各国被以不同的发音所阅读,在西欧拉丁语亦是怎么发音都可以的。”中央帝国并不关心文字的发音,对于我们现在的世界,语言的差异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有人说这是全球化的最大阻碍。我们当代留下的文献也有很多是论述当下的世界语言差异的。但是我们研究古音学的时候却会发现,相比于海量的中国古代汉语文献,古人讨论语言差异的材料极少,这时候,谁能找到蛛丝马迹谁就能在古音学上取得成绩,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想想,为什么古人很少讨论语言的差异?柄谷行人对于这个问题论述的很清楚。

迅上

就人类意志的普遍性来说,我们固然不能责备人类软弱,但是,对于一个特殊的群体作家来说,虚弱则是不能被原谅的罪责。这是因为,一个丑恶平庸的灵魂不能发现伟大和崇高,一个虚弱和充满了个人利益算计的人也不可能成为公众意志和利益的代言者。我们不能敬重这样的所谓作家,无论他的头上有多少神圣的光环。

“现代民族国家的母体形成是与基于各自的俗语而创出书写语言的过程相并行的。但丁、笛卡尔、路德、塞万提斯等所书写的语言分别成就了各国的国语。这些作品在各自的国家至今仍作为可读的古典保留下来,并不是因为各国的语言没有太大的变化,相反,是因为通过这些作品各国形成了自己的国语。”民族国家的语言是作家创造的,这和胡适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论异曲同工。“方言上的分化在各地得到了证实。我们不易看清楚这种分化,是因为各种方言中的一种得到了作为文学语言、政府公用语或国内交易流通语的特权地位。得其荫庇,只有这一种方言通过文字的遗迹被传播开来,相反其他方言则让人感到是不美观不洁净的土话或者公用语的歪曲形态。也可以说,被文学语言所采用的方言屠杀了众多的其他方言,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柄谷行人通过对索绪尔的文本细读,提出了迥异于俗流的解读,索绪尔的语言学之所以排斥文字,不是因为什么“语音中心主义”,而是因为“书写语言会积极地促使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很清晰的语言成为‘清楚明了’的东西。”研究显示,法国大革命时期,整个法国说法语的不到40%。同样的,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时候,中国能听懂北京话的人数有没有40%呢?这样说来,白话文是对口语的“描摹”的说法不攻自破了。如果我们推到极点,在现代性到来以前,“语言”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这不是说古代人每天都使眼色和写文章,不说话,而是说作为概念和实体的语言在古代不存在,就算是在现在,每一个人的语言都是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苏州话和上海话的发音、词汇和语法都有所不同,为了方便,我们这里只讨论发音,苏州话和上海话的发音不同,当中隔了太仓话、嘉定话,太仓话是苏州话里带有上海话特征,嘉定话是上海话带有苏州话特征。上海话和嘉定话当中还隔着南翔话……读到这里,巨大的裂缝已经显现了,我们不说嘉定话是苏州话和太仓话的“混合”呢,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提出“普陀话”和“安亭话”这样的概念呢?我想这答案我已经不用说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每个人的语言都不是百分百相同的,在地域上是逐渐变化的,我们把什么样的人群提取为一个集体,是政治化的。我们现在放在“外国语言文学系”或者“外国语学院”或者“外国语大学”里学习的语言,和放在“民族学”、“语言学”、“东方学”范畴下学习的语言,有什么区别呢?前者有现代文学,而后者没有现代文学。

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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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读后感(三):《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笔记

为考证这封信是否真实,2005年,《南方周末》记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采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时,这位主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会发现谁没有穿衣服。当历史大潮退回到本应当有的状态的时候,你将会看到究竟谁没有穿衣服。我们不希望在退潮的时候突然发现我们的作家竟然都没有穿衣服,那时候,我们感到尴尬,作家也一定会感到尴尬。

《类型的死灭》笔记

1988年有一位中国作家非常接近获奖。那就是沈从文。战前是没有来自中国的作家被提名。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假如你选择了当作家的话都不能不为自己留一块遮羞的东西,因为,既然你选择了文学,你就肩负了一种永远也不能卸载的责任,那是你必须终生坚守的东西。

大冈升平强调,在漱石写作初期作品的时期里,世间还有一种并非小说、诗,而应称为“文”这样一种已被忘却了的类型存在。

以前有一个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曾经建议把诺贝尔奖给中国的胡适,但是学院认为胡适不是一个作家,更像一个思想家或者改革家。

一个人可以什么都不怕,但是人不能放弃对于羞耻的恐惧,放弃作为人的最基本的羞耻之心,这样,你就会像真正的人那样思考和创造,世界也会因为你的创造而自豪,否则的话,你就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虚弱的人,而不是什么承担着道义责任的作家。

存在着一种既不“人情”也不“没有人情”的“非人情”。简单说,这就是幽默。

所以没有给他。在1930年代中期,学院曾经派人给鲁迅带话,传给他一个信息,就是想提名他。但是鲁迅自己认为他不配,他谢绝了。

所以,应当格外敬重鲁迅,要知道,一个人要像鲁迅那样做一个作家有多么难那的确是极难极难的。

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的日本文坛占支配地位的是来自法国的“文学”观念,这种倾向不单是日本,在英国也是一样。漱石所研究的18世纪英国小说,在那个时代该没有被当做文学看待,“小说”乃是不入文学之流的东西……但是,在把小说视为文学艺术的19世纪后期,这样的作品仅仅被视为小说的仍未成熟的萌芽阶段。因此,漱石关注到18世纪英国小说的多样性和先驱性,这不仅在当时的日本就是在英国也意味着一种孤立。

为了确认这个消息是否属实,该记者还进一步问道:评委会把这个提名信息传达给鲁迅本人了吗?

文章来源:爱思想

《关于结构力》笔记

埃斯普马克回答说:传达过。鲁迅拒绝了。而且鲁迅说中国当时的任何作家都不够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阅读所为现代以前的文学时,我们会感到那里缺乏“深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不应该将其理由归结于他们的“现实”或“内面”,也不应该勉强地去读出“深度”来。与此相反,我们应该深究什么是“深度”?这个“深度”缘何而生?

埃斯普马克曾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长达17年之久,他有一本书已经有了中文版,叫做《诺贝尔奖内幕》。

即使在西欧,现代透视法确立以前,其绘画中也是没有“纵深度”的。这个纵深度乃是通过数世纪的努力过程,与其说是通过消失点作图法之艺术上的努力,不如说是数学上的努力,才得以确立起来的。实际上,纵深度不是存在于知觉上的,而主要是存在于“作图上”的……习惯了这种透视法的空间,我们便会忘记这是“作图上”的存在,而倾向于认为此前的绘画好像完全没有注意“客观的”现实似的。……我们所说的“现实”只存在于一种透视法的装置之下。

在回答这位记者提出的关于参评诺贝尔奖的作品必须译成瑞典语的问题时,他回答道:

我们之所以感到“深度”,不是由于现实、知觉和意识,而是来自现代文学中的一种透视法的装置,我们没有注意到现代文学装置的变貌,故将此视为“生命”或“内面”的深化之结果。

我们读的作品不一定非要译成瑞典语。我们很多评委懂其他的语种:德语、法语,还有其他的北欧语言,也有意大利语、中文。

《中文版作者序》笔记

如果有一种小语种是没有被翻译的,我们会去订购,请人去评估和翻译。但即使这样的话,我们也只订购18份,不会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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