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击右倾翻案风,三阿哥密室谋叛乱

作者:现代文学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一路东进,直驶江西省会南昌。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二月五日,又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于二月八日到达他此次南下的最后一站--浙江省会杭州。

  杭州,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常去的地方。从一九五三年冬天首次来杭,他几乎每次南下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有时一年要来几次。毛泽东自己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杭州的群山留下他二十年来无数次足迹。在这里,毛泽东曾写下《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这些咏山的诗作,还写过《七绝·观潮》、《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隆科多和马齐二人正在争执,十三爷允祥来到了这里。他不显山,不露水地就处理好了这二位大臣的纠纷。来到畅春园门口,又恰巧遇上八王爷允禩。允禩本来就是为这事来的,可是,他晚到了一步,已经计划好了的夺权阴谋,也只得以失败告终了。听见说皇上已经回京,并且要在丰台大营里召见大臣们,他愣怔了一下,可“因病不能去”这话,却没敢说出口来。

  心中有了主意,弘时就立刻行动。他先让人到遵化去传令,对十四皇叔允禵严加看管。没有他弘时阿哥的命令,允禵寸步不得离开陵寝;又派人去通知年羹尧说,“圣驾尚未返京,你们可以在路上边走边等,以备郊迎的大礼”。这样弘历就不得不在路上停住,也就给自己争取了时间。现在他要防备的只有一件事、一个人,那就是八叔允禩。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不“自由”了。

  允祥此刻还有事要办哪!那不,李春风早就在等着他了。此刻,李春风见十三爷出来了,便连忙跑了过来,打千请安:“奴才叩见十三爷。听说您要见我?”

  弘时非常清楚,八叔那里也在窥伺着好事呢!“病了”?别骗人了,谁不知道你的毛病呢!只要一有大事你准得病,病了才能躲在家里出歪点子哪!弘时顾虑的是,自己一旦得手,八叔会不会学前明的永乐皇帝,给他来一个“夺侄自立”的故事新编呢?这倒是得费点心思。至于那个老舅爷隆科多,倒用不着多操心。别看他明里说的是一套,暗地里干的又是一套,可只要大局一定,他敢轻举妄动,我就立刻给他来个厉害的让他瞧瞧!

  浙江,这时也处在严重的动荡中。自“批林批孔”以来,浙江地区派性复发,武斗频繁,成为全国最混乱的省份之一。一九七四年二三月间,周恩来曾就浙江问题几次批告王洪文、张春桥等,要他们抓紧处理解决。但同当地造反派关系密切的王、张两人却仍在暗中怂恿当地帮派势力继续挑起事端,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就在毛泽东到达杭州前几天,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造反派竟纠众闹事,冲进会场,在混乱中将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强行绑架。谭、铁两人挨了不少拳脚,省委开会的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抢回谭、铁两人。事情刚过,毛泽东来到杭州。负责接待的谭启龙、铁瑛在自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不能不为毛泽东的处境深深担忧。

  允祥笑着说:“你不是在西山的锐健营里当差的吗,跟着十七爷还好吗?怎么又到了步兵统领衙门?现在你十七爷去了古北口,你既然回到京城,又听说我病着,就舍不得去给我请个安?真是谁养的狗看谁的门了!”他说得十分轻松,也十分亲切。

  如今,父皇在外,生死不明。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自己不抓住这个良机,从此就再也别想黄袍加身了,后世的人评论起来,也将骂自己是个无能之辈。对,此时不干,还待何时!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已有所闻。到达杭州当天,他在见到谭、铁二人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是挨打了吗?”以后,他又多次听取谭、铁等省委领导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和全省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当得知造反派借“批林批孔”到处兴风作浪、全省已有不少工厂停工、原是鱼米之乡的浙江不得不从北方调进口粮后,毛泽东“脸上表情凝重,他没有插话,只是听着,思索着”。①经过考虑,他同意浙江省委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并批准采取措施,制止该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

  李春风忙说:“十三爷,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奴才哪次调差,不是经您亲手批的札子呢?我先去了云贵,又回到北京。一回来,头一件事就是给您请安。可是,我到王府里去了几趟,府里人都说您正病着,说什么也不让奴才进去。唉,谁叫奴才职位太低呢?哦,今儿个奴才瞧着爷的气色……”

  三阿哥弘时听到父皇“失踪”的消息后,十分兴奋,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呀!父皇和皇弟弘历两人,一个生死不明,另一个却在千里之外,不趁此大好时机,夺位自立,那才是名符其实的大傻瓜呢!

  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虽然经过前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好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很厉害,行动更加不便。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因不能外出行走就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为了诊治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允祥一笑打断了他:“算了,算了,别说这没用的话了,让我看看你的兵。他们都是你今天带来的吗?”

  弘时之所以这样想,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四弟弘历虽然也是皇上亲生,但从小到大,几乎事事处处都比自己高着一头,强着三分。当年康熙皇爷在世时,弘历就被叫进畅春园,在爷爷的身边学读书、学做事;而自己呢,却留在家里每天看着父王那阴沉可怕的脸色。圣祖归天后,弘时的处境更是每况愈下。古北口阅兵,是弘历代天子巡行;山东赈灾,是弘历代天子筹办;去西疆迎接年羹尧回京,还是由弘历代天子亲行;就连送圣祖灵柩到遵化这件事,按理是该弘时去的,可是,父皇却偏偏还是派了弘历,让他去代天子扶柩!平常的琐事、小事,那就更不用说了。弘历事事见好,弘时却总是挨训。多吃一口胙肉,父皇还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呢,何况其它?弘时也知道,自己无论在德、才、能、识,还是“圣眷”上,都与弘历不能相提并论。可是,眼见得弟弟弘历将来必定要承继皇位,而自己却永远是个“黄带子阿哥”,弘时的心里却无法忍受,现在他终于逮着机会了,他岂能轻易放过?

  二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表示“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②

  “是。”

  常言说得好,“知子莫著父”。把这句话反过来,也可以说“知父莫若子”。弘时尽管雄心勃勃,可他并不糊涂。就现在来说,父皇只是“下落不明”,焉知他真的是身陷绝境?又焉知他老人家不是在搞什么花样?我得问一问,访一访,要不,一个不小心,就会折载沉沙,万劫不复了。

  就在毛泽东离开南昌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这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的。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

  “一共是多少人?”

  他立即发出了一封六百里加急文书,命令田文镜“迅速探明御舟现在何处”。田文镜的急报很快地便回到了京城。弘时看了不免大吃一惊,原来皇上的御舟并没有翻,而只是在半路上搁浅了,全靠洛阳水师的兵丁们在拉纤,一天走不了二十里。弘时心里的那份高兴没有了,立时就变成了恐惧。他暗自庆幸自己没有轻举妄动,也没有留下任何把柄。但想得绝妙的主意,却一个也不能再用了,他又觉得有些不甘心。他躺在大炕上,翻过来掉过去地折腾,想来想去,还得去求八叔帮忙。但八叔那里又不能明着去,得先探探那个老舅爷的底儿再说。老隆这个人既是托孤重臣,又是上书房里兵权最重的满大臣,他一定知道父皇的确切消息。当然,此人老奸巨滑,又和八叔明来暗往的,很让人不放心。但弘时手里拿着他的把柄哪,不怕他不老实听话。

  调整中央军委领导班子,是毛泽东不久前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一部分。尽管王洪文、张春桥也被列为军委常委会成员,但真正在军队日常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

  “回十三爷,一千二百人!”

  隆科多应召来到府门口,大轿刚刚落下,就见弘时身着便装,步履轻快地迎了出来:“老舅爷辛苦!天已这么晚了,您这是刚下值吧?”

  这年一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把整顿军队作为今后军委工作的一个“大题目”。一月二十五日,他又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的领导干部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为此,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嗯,好!”允祥巡视着畅春园门口,这里聚集着四个方队。方队里的兵士们纹丝不动地站着,整整齐齐,很是威武,允祥边看边说,“兵带得不错,满有规矩嘛,你真出息了!”

  隆科多今天也是显得十分轻松。他一边和弘时并肩走了进去,一边笑着说:“哪有什么辛苦可言,又哪有那么多的事情要我去当值啊。哎——你这房子里和他们哥几个可是大不相同啊!四爷弘历那里,满屋子全是书;五爷弘昼的书房里则到处都挂着鸟笼子。瞧瞧你这里,琴棋书画,却是样样俱全。嗯——不错,相当不错,像是个干大事的样子!哎?你怎么今天忽然想起你这个老没用的舅爷来了呢?”

  这是在四届人大以后,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和军队工作的邓小平首次发表的重要讲话,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以来地方和军队普遍存在的“闹派性”的顽症。这篇重要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这都是十七爷的教诲,十三爷的提拔。奴才自己有什么本事?”李春风赔着笑脸说。

  看隆科多这轻快诙谐的神气,弘时倒觉得有些意外。这老东西平时不这样啊?他那张脸从来都像阴了天似的,难得有个笑模样。哦,一定是看我年纪小,想耍我!得了吧,您哪!我得先拿话堵住您:“舅爷,瞧您这是说到哪里去了?我有多大本事,又能干什么大事呢?”弘时也轻松地说着,“我今天请您来,说起来也是公事。您心里明镜一样,还能不知道吗?如今十三叔和八叔全都病了,马齐呢,每天埋头看折子都看不过来。朝里的事,只有靠您老一人在维持着。弘时我心疼您呀,我的老舅爷!四弟外出办事去了;五弟那身子骨您也清楚,只有靠别人侍候他,从来也别想让他管点事儿。我名义上是‘坐纛儿’的阿哥,其实那些闲事,我从来也不愿管的。但,不管不行啊!皇阿玛既然交给了我这差使,让我做这个留守的专职皇子,我就负有全责,不想管也得管。再说,皇阿玛在外边颠沛受苦,做儿子的又怎能不挂念他老人家?所以,今天特意请老舅爷来问一问,皇上现在到底在哪里?几时能回京?迎驾啊、驻跸关防啊什么的,上书房都有哪些安排?皇阿玛那六亲不认的性子,舅爷是知道的。老人家回来时见我一问三不知,是要发脾气的。他一定要问我:你这个‘坐纛儿’的阿哥是怎么当的?到那时,我可怎生回话呢?”

  接着,邓小平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这个整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解放干部,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允祥也笑了:“好,你这碗米汤把爷还真灌晕胡了。爷告诉你,带兵要讲两个字,一是要‘严’,一是要‘爱’。你瞧瞧,这大热的天,怎么老让他们站在毒日头底下呢?去,传令给你的兵士,叫他们都上那边大堤上歇着待命去!”

  弘时长篇大论的,一下子就说了这么多。他刚开口时,隆科多还想用“皇子阿哥不得干预政务”的理由来教训他。可是,听着,听着,隆科多竟张不开口了。人家既然点明了自己是‘坐纛儿的阿哥’,你要再不报告情况,那不就是失礼了吗?他只好说:“三爷,你就是不问,我也正想对你说这件事的。邸报每天都送过来让你看了,皇上銮驾已经从泰安启程。八爷和我算计着,大概三五天的功夫也许就该到京了。这几天没见有朱批谕旨,我想了一下,或许是皇上身子不爽;也或许是圣驾即将回来,用不着公文往返了吧。再有就是,畅春园里住的善扑营军士,原先说好是三个月一换班的。现在已经到期,换不换呢?还有,年羹尧带着三千军士进京演礼,要他们住在哪里合适呢?人家是立了大功的,总不能回到家里了,还住在帐篷里吧。这件事不算小,也是应该早做准备的。”他说完,身子朝后一仰就靠在椅子上了。两只明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这位“小白脸”的阿哥。那意思好像在说,我全都“报告”给你了,该怎么办,就是你这位“坐纛儿阿哥”的事了。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先后审定了几份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作出口头指示。其中包括:

  ·扎!”

  弘时心里明白,却又故作不知地看着这位身份显赫的老舅爷说:“舅爷,您说呢?八叔你们经的事多了,想必早就有了定见。我什么都不懂,能说些什么呢?”他不动气色地把球又踢了回去。话一说完,便站起身来,在房子里消闲地踱起步子来了。

  二月十日,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一九七五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百分之十一左右(其中工业增长约百分之十四左右,农业增长约百分之三左右)。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③

  李春风单膝一跪,答应一声,便跑过去下了命令。兵士们一听,“嗷”地一下,便分散跑开了。原来弥漫在这里的肃杀气氛,也在这声欢呼中烟消云散。隆科多不高兴了:这李春风怎么这样不懂规矩?身为带队的牙将,连本官也不问一声,说散就散。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九门提督吗?他脸色气得煞白,可是,又不敢当着允祥的面说出来。而允祥好像根本没见到似的,为自己轻易地处理了这一触即发的局势感到欣慰。他不敢在这里多停,便连声招呼大家上轿。隆科多也只好跟着允禩、允祥的明黄大轿,来到了丰台大营。

  隆科多一听这话,傻眼了!他原来是想给弘时出个难题的,没想到竟被他轻飘飘地顶了回来。说实话,隆科多从来也没有用正眼瞧过弘时。他一向认为,弘时不过是个只知吃喝玩乐的花花公子,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浮夸子弟。现在听他这么一说,可真是让人应当“刮目相看”了。他想起八爷廉亲王曾说过,他们都要当新的“三爷党”。还说,只有叔侄联手,才能成就大事。可是,怎么联手,彼此之间有多深的瓜葛?八爷没说,他隆科多也不敢问。今天他应召来到这里,本来是想试试弘时的水到底有多深的。可是,弘时的话一说出来,他就感到,这个风度翩翩的小白脸阿哥,城府之深竟让人琢磨不透。要真论起滑头和奸诈来,恐怕还远在八爷允禩之上!

  二月二十七日,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在押战犯。——引者注)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④”三月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毕力塔早就等候在这里了,见大轿落下,连忙上来向二位王爷请安,又说:“丰台的中军大帐现在是皇上驻跸之地,方先生和张中堂正在和皇上说话。皇上有旨意,让各位不必在此候见。”说完向马齐和隆科多略一注目,便算是行了礼。

  隆科多还正在犯嘀咕,弘时却先开言了:“老舅爷,您老不要想那么多,先听我一言奉告。我这人说话直,说错了您可别见怪。八叔虽然精明,但可惜他宝刀已老,一遇杀场就不堪再用了!当年,八叔和父皇,以及太子、大千岁的那些过节,早已该揭过去了。前人有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诗写得真好,只是把时光拉得太长了一些。假如换一句,说‘各领风骚十几年’就贴切了。”弘时说着,步子突然一停,目不转睛地盯着隆科多,“您说是吗,我的老舅爷?”

  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到了七五年初,主席叫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很积极。主席还批评专案工作人员:‘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主席在杭州,来电话催,能不能快点办?是叫汪东兴打的,我记录的有两次。总理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二三百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负责这件工作的是我、华国锋、吴德,我牵头。总理那时住在三0五医院。我们向总理汇报,同总理一块商量。总理想了半天,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这些意见,别人不好说什么,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条件还不成熟。”⑤

  马齐不在乎这些,肃立着听了旨意,跟着前面的允禩就向里走。隆科多却心神不定,他刚和毕力塔闹得不可开交,把这位将军得罪的够苦了,不知这次进去,会有什么结果。看看今天来的人中,马齐是对头,自不待说;张廷玉和方苞二人,都是铁杆儿的忠臣;三贝勒弘时,如今成了缩头的乌龟,连面都不露了;只剩下一位廉亲王,他的奸滑和狡诈都是早已出了名的。如果遇上了什么事,这位八王爷会不会“舍车马保将帅”,跟着别人把自己往死里整呢?他越想,心里就越不踏实。原来打算好了的那些“光明正大”的理由,也觉得说不出口来了。他心头好像装进去了一群小鹿似的,七上八下地怦怦乱跳。冷汗热汗一齐流出,竟也顾不得去擦。进门时,好像听十三爷对毕力塔说了句话,让他给李春风的部队送些绿豆汤去解暑。这句话,隆科多听了,也好像在敲打自己一样。迷迷糊糊之中,已经来到中军行辕外了。

  隆科多看着他那寒光凛凛的眼神,不觉心里一颤。可他毕竟是饱经磨难,老于世故的人了,很快地便镇定了下来,摇摇头说:“三爷,我老了,实在是听不懂你的话。”

  三月五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因派性发作,武斗不断,造反派阻拦火车,中断运输,破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造成铁路运输秩序混乱、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主要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经过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多次商议,中央起草了这个《决定》,提出加强管理、制止派性、实行纪律的五项整顿措施,以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正点,完成生产任务。邓小平在《决定》中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⑥

  雍正皇帝在里面笑着说:“都来了吗?快进来,大热的天,不要闹那些名堂了。”

  “哈哈哈哈……”弘时放声大笑,随即又悄声说,“老舅爷,你和我打的什么哑谜呢?说到底,你、我和八叔的心思全是一样,都在盼望着老爷子‘平安’回京嘛!所以,畅春园里的警卫要换一换,由步兵统领衙门暂时管起来;年羹尧要回京演礼,他带的兵当然不能住在野外的帐篷里,因此丰台大营的提督行辕便要让出来——这些,不是八叔你们已经商量好了的吗?怎么您现在还说‘听不懂’呢?”

  三月八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纪登奎回忆道:“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引者注)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三月六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三月七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七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八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三百五十人。⑦”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部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大家听到这话,也都鱼贯而入,行礼叩见,因为外边太阳光很强,他们刚进来时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觉得这里十分清凉,原来大厅四周都摆满了大冰盆。允祥身子虚弱,竟不禁打了个寒颤。马齐正要上前说话,却被允禩抢先了:“刚刚进来时,因光线暗,看不太清。现在仔细瞧瞧皇上的面容竟是如此健旺,只是稍微清减了些,也晒黑了点。这些天,快马一天一报,说皇上还在山东。说实在的,连臣弟也松懈了。算着皇上大概还要等个五七天才能回来,哪知皇上竟微服回京来了。皇上亲民,当然是好的,可是,皇上乃万乘之躯,白龙鱼服,万一出点事,哪怕是丁点差错呢,可怎么才好呢?”他说着,说着,眼泪竟然流了下来。

  隆科多大吃一惊,脸色也变得煞白。弘时刚才所说,确实是八爷廉亲王他们商量好的。这个计划很明确:控制并搜查畅春园;打乱丰台大营的指挥体系;还有一条更重要,那就是切断雍正的归路。这是八王爷他们策划已久的事了,但却苦于没有机会进行。这个计划并没和弘时商量,八爷还曾特别嘱咐,“不要让弘时和弘昼知道”。现在计划刚刚出笼还不到六个时辰,弘时就已了若指掌。一定是有人向他透露了信息。他也一定在想着夺位的事,而且想得更多更细。这简直太可怕了!

  在支持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举措中,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特别重要,成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突破口。《决定》发出的当天,邓小平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进一步解释中央的《决定》。他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他说:目前全国工业生产形势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国民经济,影响党和国家的大局。“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讲话中,邓小平着重就加强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阐明自己的看法。他尖锐地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下决心加以解决。他最后表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⑧

  张廷玉心里从来都是善意待人的,见允禩这样动情,这样真挚,自己的心中好一阵惭愧,觉得错看了这位亲王。隆科多却是心头一颤:好家伙,八爷果然如此狡猾奸诈!别说他不当皇上了,就是将来有一日他真的南面为君,也不是个好侍候的主子!

  弘时见隆科多蔫了,心中自是万分得意。他舒舒服服地坐到椅子里,若无其事地吃了一口茶;含着微笑,看着手中这条已经被杀掉威风的老狐狸说:“老舅爷,你怕的什么呢?只要是为了皇阿玛的‘安全’,你们就放心大胆地做去,我是不会反对的。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各领风骚’那句话。不过,咱们得心中有数,不要乱了阵脚,乱了章法。”他的口气一变,带着明显的压力说,”我毕竟是‘坐纛儿’的阿哥嘛,我既要为皇上负责,也要为天下社稷尽忠尽力。至于以后的事会怎样,那就得用《出师表》中的话来说了:‘成败利钝,非臣所能逆睹’也!”说罢又是一阵放声大笑,“来人,把皇上赏我的那柄如意拿来,让舅爷带回去!”

  全国铁路会议一闭幕,新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立刻率领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集中力量逐个整顿,打“歼灭战”,大力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通过发动群众、铲除派性、严肃纪律、强化管理等措施,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交通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到这年四月底,全国二十个铁路局除个别地方外,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普遍提高。铁路运输的有效整顿,影响和带动了其他相关部门,使一度下跌的工业生产明显改观,使人们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多年积弊,只要有决心去整顿,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

  雍正皇帝此刻却显得非常平和,他抬手招呼大家起身,又满面笑容地说:“难为你们想着朕了。其实朕坐在乘舆上走马观花,又能看出什么名堂来?朕心里还惦记着年羹尧进京演礼的事,所以就索性和廷玉一起,扮成客商回来。哪知,却差点连丰台大营都进不来。哈哈哈哈……”笑声中,他突然话题一转说,“这次出去,真是获益良多呀!朕去到小饭店里用餐,才知道朕的雍正钱还没有真正流通;一两银子只能兑换八百制钱,可是,库里的雍正钱却多得积罗盈案!还有,佃户们为了少缴粮,把地都写在缙绅们的名下。朝廷得不到一点实惠,却便宜了那些不纳粮的土地爷!朕如果不出去看看,一味地垂拱九重,这些利弊又到哪年哪月才能知道?马齐,你是管着这事情的,说说,朝廷限令各皇商、盐税、钱庄,平准库银,一律不准收白银,而要改收制钱,这通令发下去了吗?”

  弘时和隆科多的密谋直到将近子时才结束。可寅时刚过,一乘绿呢大轿就抬到了畅春园门前,老相国马齐从轿里钻了出来。多日来,他确实是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也没有一刻的清闲。他老了,再也没有从前的那份蓬勃向上的朝气了。但他的忠心,他的尽职尽责,却仍然是朝中人人钦佩的。下了大轿,他刚想举起胳膊来痛痛快快地伸个懒腰,可是,突然又放了下来。因为他知道,这畅春园自康熙在世时,就是皇上居住和会见臣下的地方,在这里是不容有一点放肆的。他昂首向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晨的冷风,清醒了自己发昏了的头脑,便大步向园内走去。今天要办的事情还多着哪,他不敢有一点松懈,一点马虎。

  当邓小平有力地推进全面整顿的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仍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

  马齐听见皇上问话,连忙回答说:“回皇上,廷寄十天头里已经下发各省,是臣和隆科多联名发下去的。有的省离京远了些,恐怕还未必见到。官绅一体纳粮的事,田文镜还在试行,遵旨稍后再办。”

  宽大的仪门旁,已经有十多位官员在候着他了。今儿个早上,畅春园当值的侍卫是鄂伦岱。马齐问他:“八爷和隆中堂那里有黄匣子送来吗?”

  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⑨

  “嗯,好!”他回头看看允禩问,“八弟,听说你病了,现在好了些吗?”

  鄂伦岱垂手回答:“回中堂,没有。八爷身子不好,隆中堂正忙着接驾的事情,说前晌要过来和马中堂议事。”

  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此前,中共中央在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这类材料,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⑩

  允禩连忙站起来回答说:“臣弟不过是受了点热,头有点发晕。今天刚好了些,才出来视事,赶巧皇上就回来了。”

  马齐看了他一眼,见他的脸上白中透青,好像一夜未睡似的。又听他说“接驾”,忙又问:“哦?隆中堂是不是知道圣驾现在哪里?”

  从二月底到四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这就是缘分哪!”雍正似笑非笑,好像在谈论家常一样地说:“既然身子好了,有些事情,朕还要倚重你来料理料理呢。年羹尧即将到京,劳军的事朕就偏劳你了;旗人分田的事,朕看了马齐的折子,还是个办不成;还有年羹尧一回来,允禟自然也跟着回京,允礻我和允禵他们,也让朕头疼。朕其实并不想惩治他们,他们却为什么总是怨天怨地的呢?他们和拉了亏空的官员们牵扯太多,在京又不守政令,如果仔细追究起来,是难逃罪责的。你这位当哥哥的出来劝劝他们,大概还有点用吧。”说完,脸上已经没有笑容,只是低着头喝茶,却一声不响地等着允禩的回答。

  “回马中堂,隆中堂没说,我也不敢动问。对,他好像说,畅春园的护卫已到了换班的时候,该换一换了。”

  ①铁瑛:《难忘的1975年》。见《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351页。

  允禩本来作好了准备,要回答皇上问他为什么搜园的事。可没有想到,皇上从这几件自己没想到的事情上下手了。他低头想了一下,觉得还是哪件好说,就说哪件吧:“回皇上,劳军的事,臣弟已和隆、马二位还有十三弟会商过多次了,断断不会误事的。只是,年羹尧带兵回来,住到哪里,我们却定不下来。大热的天,也不宜征用民房。十三弟病着,臣弟与舅舅商量是不是请丰台大营里腾出几间房来。大伙匀着点,不就是三千人嘛。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

  马齐想了一下说:“换是该换了,只是哪差这几天呢?你去传话,叫各地请见的官员们,都到露华楼前等候。”说完,便甩手走了进去。

  ②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毛泽东病情治疗方案事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5年2月22日。

  “嗯。”

  这畅春园,是康熙皇帝在世时就开始修建的,建筑规模之宏大,园中庭院、花木之多,早已是天下闻名了。马齐走过澹宁居时,因它是康熙和雍正两代皇帝办事的地方,便恭恭敬敬地施礼致敬。从这里再向北走,便是一大片海子。水中新荷嫩绿,岸边杨柳笼烟。海子后边,一座高楼拔地而起,便是他今天要去的“露华楼”了。这是畅春园内最高的地方,也是圣祖皇帝的一座书楼。当年康熙皇帝每当盛夏,都要登上楼顶纳凉吹风的。从这书楼远眺,依稀可见康熙晏驾时的旧址“穷庐”。穷庐若但从外边看来,只不过是一片寒舍茅屋。其实,听说那里面装璜得十分考究,不过马齐却从来也没有幸运进去看过。如今人去屋在,倒令人平添了几分怀念。

  ③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1975年2月10日。

  允禩见雍正不置可否,只好继续说:“旗人们分田的事,差不多也办下来了。在京没有差使的旗人,共有三万七千多。每人分田四十亩,都在近郊,离家近,又都是上好的土地。”说完他抬头看了一眼雍正皇帝。

  马齐今天所以要到露华楼来办事,图的就是它凉快。海子里含着水气的凉风穿楼而过,就是盛暑季节,在这里也可以滴汗全无!侍卫刘铁成跟着马齐进来说:“中堂,您以往不是都在韵松轩那里见人的吗,那里虽然不如这边明亮,也稍微热了点,可是,放上冰盆,比这里还要凉一些哪!您一改主意,倒害得太监们忙着搬了一夜的文书。”

  ④毛泽东在圈阅印发他关于理论问题指示后的讲话,1975年2月27日。同年2月28日印发在京政治局委员。

  “嗯。”

  马齐一边叫人把窗子全都打开,一边笑着说:“老刘啊,你哪里知道我的心意?这些天,我实在是乏透了。一见人,一听说话,我就直打瞌睡。知道的,说我睡得太少;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在摆宰相架子呢。再说,皇上和宝亲王也该着回来了。韵松轩那里本是宝亲王办事的地方,等他回来我再挪地儿,不是显得太不恭敬了吗?”马齐正说着,又忽然想起今天要见的人还多,就不再闲聊了:“哎,铁成,我过来时看见河南藩台车大人来了。你辛苦一趟,让他先进来说事儿吧。老刘啊,你是老侍卫了,我可不敢让你在这里侍候,更不敢劳你给我站班。皇上快回来了,你也该到各处转转,让太监们把这里好好打扫一下。皇上爱清静,让人把树上的‘知了’全都粘下来。”

  ⑤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允禩纳闷了,皇上为什么不说话呢?按他原来的打算,先说旗人们的事,就可把今天的话题岔开了。因为谁都知道旗人的事情最是难办。这些个人旗子弟们,亲套亲,人连人,各有自己的旗主,也各有各自的后台,哪个也不是省油灯。再往上,就到了几个谁都惹不起的铁帽子王爷了。他提起旗人的事,就是要雍正皇上去和八旗旗主们打擂台、对花枪,至于谁胜谁败,那就要看皇上的本事了。可他没想到,他的话好像皇上并没有注意,只是一个劲地“嗯”着,让允禩简直摸不清大小头儿了。皇上的问话,他还没回答完呢,就还得继续说下去:“至于允礻我、允禵他们,也各有各的难处。允礻我在口外水上不服,常闹肚子。上回就写信给十三弟,诉了诉苦,说他现在已经瘦成一把干柴了。他想请十三弟替他在皇上面前求个情,让他能回京调养。十四弟主上是知道的,他性情高傲,心里有不痛快是真的,但他却不敢怨恨朝廷。十四弟办事能力还是有的,今天我也想替他向皇上讨个情,让他回京严加看管是不是更好一些。”

  刘铁成刚走,河南藩司车铭就进来叩头:“卑职给马老大人请安!”

  ⑥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稿加写的话,手稿,1975年3月5日。

  雍正不声不响地听着,一直等允禩说完了,才冷笑一声说:“好好好,你说得真好。朕在外面栉风沐雨地巡河工,访民情,你们却坐在北京城里想着点子糊弄朕!听起来头头是道,可真是这么回事吗?旗人,十个里头,连一个真去种田的也没有。他们分的田地,有的租给别人去种,更有的干脆卖了!朕原来想让他们学得出息些,哪知反倒让他们手里有钱去吃喝玩乐了!老十有病,老十四也有病,这些朕都知道。可他们害的却是心病,心病好了,什么病都没有了。朕自登极以来,前前后后一共抄了一百四十多个官员的家。这一次又下了朱批,要查抄李煦等二十四家,这份朱批朕出京前就交给了你,你为什么至今还不发出去?嗯?”

  马齐用手虚抬了一下笑着说:“车大人请起。不要拘礼,坐下来才好说话。实不相瞒,我一天要见百十位官员,都这样客气,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⑦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雍正这话说得平平淡淡,可是,哪一句都像刀子似的,犀利无比。允祥心中一惊:难道皇上今天就要处置允禩吗?

  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7页。

  允禩现在心里最怕的是说隆科多的事,别的他心中虽也不安,却并不服气。他想与其这样不明不白地挨训,不如横下一条心来给他顶回去!便头一梗大声说道:“回万岁,这些事说着容易办着难。先帝爷何等英明?万岁何等刚毅?施世纶他们又是何等的清正强干?可是,从康熙四十六年至今,已过去了十八年,结果如何呢?所以臣弟以为,这样大的事,想一蹴而就,只能是一厢情愿。如今天下已是人心不安了,李熙七十多岁的人,又有擎天保驾的大功。他还债已经还得家无隔夜之粮了,还要再抄家,能抄出什么来?这样抄法,也不怕寒了臣子们的心吗?要是万岁一定要说臣弟办事不力,臣弟也认了。臣弟甘愿也去守陵,请皇上另派能员,免得臣弟误国之罪!”

  ⑨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

  允禩要撂挑子!这里的众人一听全都呆住了。允禩不是这样的人哪,平日里温文敦厚,笑模笑样的,谁不说他是“八贤王”、“八佛爷”呀?怎么他今天跳起来了,要和皇上较劲了?大帐上下,一时间掉根针都能听见,连雍正皇帝也被这突然的变化惊住了。

  ⑩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1975年2月18日。

  雍正却有他自己的打算,也并没有被允禩这故作姿态的话吓住。他盯着允禩问:“老八,你今天是怎么了?我们这是议事,你呕的什么气呢?”雍正站起身来,在地上来回踱着步子说:“朕早已落下‘抄家皇帝’的恶名了,可是,朕自己心里有数。施恩是应该施恩的,但绝不是你那种施法!现在是要整顿吏治,整好了,朕自能把这个恶名改过来。先甜者必后苦,甘于苦者也必甜,这就是朕的心思!如果听任这些贪官污吏们攫取不义之财,肥身家,养子孙,那我们大清还有什么希望?所以,贪墨即是国贼,凡贪墨者就必须受到惩治!朕是抄了许多人的家,可抄出来的银子,并没有中饱朕的内库,装进朕的腰包。老八你说说,朕何错之有?”

  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在讲话中,张春桥没有一个字提到克服派性的问题,反而指责一九七二年前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要接受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为由,影射攻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①同一天,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谎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②

  “抄家,抄家,闹得朝廷上下人人谈抄色变,有的人连打牌都打出了‘抄家和’!官员们都是十年寒窗的士大夫,难道给他们留一点脸面都不成吗?这朝廷里,难道就不指望他们出来办事了吗?”老八今天是不顾一切了,他就是要和皇上谈这个大题目。他知道,只要说到这上头,就永远也谈不完。所以,他理直气壮,不惧不怕,侃侃而谈,振振有词。张廷玉看着雍正的脸上布满了乌云,怕他立刻就要发作,连忙向方苞递了个眼色。方苞当然明白,他站出来说:“八爷,主上刚刚回京,鞍马劳顿。这个题目又不是一下子就能谈完的,还是留待以后慢慢地说吧。”

  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攻击的矛头明显地对着周恩来。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批评“犯经验主义错误”。这以后,周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张、姚在此时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他们的用心不言自明。

  可是,已经晚了!雍正的神色变得十分可怕,他带着一肚子怨毒之气说:“方先生,您看错了,朕未必非要和允禩说这件事。没有张屠户,就吃浑毛猪吗?”他回头又冲着允禩说,“你当然是好人了,事事处处总在替别人着想。朕这样的寻常主子,又怎么能用得起你这圣贤呢?你现在不是有病吗,那就回家去歇着吧,朕随后就有旨意给你的。”

  “四人帮”利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纷纷把“经验主义”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一些人中间制造错觉,仿佛这是“中央的精神”。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③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四月一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④被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后沉默了几个月的江青也到处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⑤江青还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就此问题进行“交锋”,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

  堂里堂外的几十个人,全都听得心里发毛。怎么,一言不合,就把这位议政亲王撵回家了?那下边的戏还要怎么唱呢?允在却抓住了把柄说:“臣弟只是与万岁政见不合,并没有自外于皇上的意思。既然皇上这样说了,臣弟当然要凛遵圣命,回家养病读书去了。”说完打了个千回头便走。

  这时,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三月二十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⑥”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⑦

  雍正气得直喘粗气,心想,你想撤手就走,没那么便宜。他突然高喊一声:“慢着!”

  一个多月里,在南方的毛泽东已多次接到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以前,几位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家相继谢世,他们中有:张云逸(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九日),滕代远(十二月一日)和李富春(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此后不久,又传来董必武在京病逝(四月二日)的噩耗。对于年迈多病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消息增添了他更多的忧虑。用他不久后的话讲,他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⑧他常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它们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诗词,成为毛泽东用来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情感的一种寄托。有时候,他也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并详细讲解作品的内容。

  允禩刚走到门口,听见这声喊,又转过头来,不慌不忙地循着规矩地深深一躬问:“万岁爷还有什么旨意?臣弟恭凛圣谕。”

  四月的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毛泽东住在这里已经有两个月了。

  “你要读的那些书,全是做官的学问。我这里倒有一本书,对你很是有用,你不妨看看。”雍正嘴角上吊着轻蔑的冷笑,回头从案上的卷宗里抽出了一个折子,递给隆科多说,“舅舅,这是李卫前些天上的折子。里面有一首《卖儿诗》,你拿给允禩带回去看看。民为国之本,让咱们的这位廉亲王,好好地体会一下,怎么才能称得起这个‘廉’字!”

  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四月五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对此,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他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来华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位曾经是中国人民反面教员的“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隆科多早就吓傻了。听见这声旨意,他战战兢兢地走上来取过折子,又小心翼翼地递到允禩手中。允禩却看也不看,说了声“遵旨”,接过来就转身走了。

  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中日建交以后,祖国的完全统一成为毛泽东经常考虑的问题。一九七二年十月,他曾要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前往美国纽约时,看望一下定居在那里的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的顾维钧。他嘱咐章含之说:可向顾老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第二年春天,在得知章士钊愿意赴香港会晤老友、促进国共和谈后,经过毛泽东批准,九旬高龄的章士钊终于成行。⑨一九七四年五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香港回归的日期时,他充满希望地指着邓小平对希思说:这是他们的事了。⑩步入暮年的毛泽东还时常吟诵一些主张统一、反对分裂、收复失地等内容的古代爱国诗文,表达自己未了的心愿。

  ①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3月1日。

  ②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③《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1975年3月21日。

  ④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见《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⑤江青给北京新华印刷厂的电话(迟群1975年4月4日传达)和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指示(1975年4月5日)。

  ⑥周恩来给张玉凤的信,手稿,1975年3月20日。

  ⑦张玉凤打给周恩来的电话记录,1975年3月。

  ⑧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等谈话记录,1975年9月24日。

  ⑨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11-112、69页。

  ⑩毛泽东会见希思谈话记录,1974年5月25日。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因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毛泽东决定启程返京。多年来,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前不久,毛泽东过八十一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当毛泽东得知他也患有眼病时,立即派出国内眼科专家赴朝为金日成看病,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

  当晚八时许,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缓缓走出西湖汪庄一号楼,登车前往火车站。这时,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列队站在楼厅内外,送他离去。见到走路已十分困难、容颜苍老的毛泽东,一些前来送别的人泣不成声。毛泽东用疲惫的目光环顾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

  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四月十四日,毛泽东结束了他九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稍事休息,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毫无拘束的交谈。毛泽东向金日成讲了自己和周恩来的病情,介绍并称赞在场的邓小平。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明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他又指出: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最后,毛泽东要求将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①他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其实“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四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江青等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的行径。对“四人帮”发起的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邓小平更是气愤地指出: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江青等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一九七О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攻击邓小平、叶剑英等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信中还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②

  江青也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③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亲自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直接表明他的态度。

  五月三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京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

  开会前,毛泽东同到会者一一握手,并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在同陈永贵握手时,他提醒陈永贵说:不要住在钓鱼台(指江青、王洪文等人住地。——引者注),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随即,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炮制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引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他接下来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在重申“三条原则”后,他说:

  “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会上,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再次提到三十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④

  最后,毛泽东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谈到吴王孙权时,他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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