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搏虎,雍正皇帝

作者:现代文学

  这年秋天,孔子由负函返卫。
  卫国的君位终于还是由卫灵公的孙子辄继承,这就是卫出公,也称卫孝公。辄的父亲蒯瞆在晋庇护下流亡在卫晋边境。这时卫出公在位已经三年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日趋安定,孔子在卫做官的弟子们纷纷邀请孔子返回卫国。孔子毫不犹豫地辞别了郢都,带领一班弟子自楚返卫。
  深秋季节,大地一片凄凉,枯草望风披靡,黄叶随风飘落,为数不多的寒蝉在秋风中哀鸣。一天中午,孔子师徒来到一片树林中休息,人吃干粮,马啃衰草。正午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枝叶筛入林间空地,很有几分暖意。午饭后,孔子斜倚在一棵古松下闭目养神,微风吹来了一棵干枯的蓬草,在他身边停住,刺疼了他的脚面。待孔子睁开微闭的眼睛,不等伸手去拿,蓬草又随着一阵清风飘走了。它有时升到空中,有时贴着地面,穿行在林木之间,或滚动,或飘摇,飘飘停停,最后不见了,不知去向,不知何处安身。孔子望着这飘去的蓬草,听着梢头寒蝉那凄厉的哀鸣,不觉感慨万端。秋天过去便是寒冬,一年将尽。自己已经六十三岁,也到了暮秋之年。暮秋季节,农民已经收获完毕,仓满廪盈,而自己却一无所获,一事无成,将用什么去送走这寒冬岁末,生命的终结呢?那棵远去的蓬草仍在他眼前闪现,它没有根,没有家,随风四处飘荡,这又多么像自己的形象与身世呀!蓬草总有归宿,或烂成淤泥,或化为灰烬,然而自己的归宿是什么,又在哪里呢?……一阵欢快的歌声由远而近打断了孔子的遐思冥想。抬头望去,一位驼背老人一手持竹竿,一手提口袋,哼着小曲,一乐三颠地朝这边走来。他边走边用竹竿粘那枝头上哀鸣的寒蝉,只要竹竿到处,便是一个,无一逃亡。老人将竹竿伸出去,收回来,那蝉便振着翅翼挣扎,嘎嘎地鸣叫着落入他的口袋。他粘得很准,很快,远远看去,仿佛是在不断低头拾取。驼背老人走近身边,孔子惊异地赞叹说:“丈人粘蝉的技巧真高,莫非你掌握什么诀窍吗?”
  驼背老人回答说:“每年五、六月间,我于林中取蝉,开始时,粘三只飞两只,渐渐的粘三只飞一只,到后来便一只也不再飞走,像从树上取下往口袋口里装一样。我的身体好比是树株,我的手臂好比是枝叶,天地虽大,万物众多,但均与我无关,我的心目中只有蝉翼。如此而已。”
  驼背老人讲完,孔子像似总结,又像是在教育弟子们说:
  “用心专一,能通于神。佝偻丈人大概是指此而言吧!”
  说话间飞来了一群鸽子,落在他们身旁不远的一块空地上觅食。它们并不怕人,一边叫,一边瞪着机灵的小圆眼向这边瞧,一边“咕咕咕”地呼唤着。内中杂有一只水鸟,比鸽子大,比鸭子小,呈黄褐色,身体笨拙,走起路来一摇三晃,总是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孔子从未见过这种水鸟,便向驼背老人请教。驼背老人告诉孔子说:“此鸟名意怠,飞时由他鸟引路,栖时任他鸟胁迫,进不敢向前,退不敢落后,食不敢先尝,常列群鸟之中,张网捕者,援弓射者,均不能伤害它。”
  听了驼背老人的介绍,孔子深受启发,心想,禽鸟尚且知合群以团结,藏身以避害,更何况是人呢?回想十年来,自己带领着几十个弟子,颠沛流离,被围于匡,伐树于宋,被困于陈、蔡,都几乎丧生,这与自己不知避害有关。自己曾读过“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以避乱”的故事。重千金的是以利合,重赤子的是以天属。以利合的,遇到穷患祸害必彼此相互抛弃,以天属的遇到危难必相互营救。自己长期抛家舍业,别妻离子,流落在外,这难道是合“天属”的吗?然而本来“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自夸者易贬,功成者招忌,名高者受谤”,这似乎是亘古不变的常理,难道自己能够逃脱吗?——孔子思想的机器在飞旋着,充满了矛盾与苦恼。
  本来,孔子这次是要径直返回卫都帝丘的,因受意怠鸟的启迪,便派子路、高柴先到帝丘去探听实际情况,看看卫出公与孔文子是怎样的态度,是否容他回去从政,自己带领弟子们到宋卫边界的仪邑暂住,因为那里风俗敦厚。
  一天,公良孺驾着车来到一条大河边,渡口处集聚着许多人,等候过河。忽然,有一只九尾鸟从树林中飞出,掠过河面,飞向遥远的北方,消逝在蓝天的尽头。大家都翘首仰望着那远去的飞鸟,很感惊诧,谁也不知道这只奇怪的九尾鸟叫什么名字。有位中年汉子见孔子岁数大,行走乘车,跟随他的一伙人都称他为“夫子”,定是个有知识有学问的高贵人,便上前问道:“请问老丈,可知方才飞过的九尾鸟唤作何名?”
  孔子回答说:“此乃鸧鸹也。”
  汉子追问说:“老丈有何根据?”
  孔子解释说:“丘少时尝闻河上艄公唱道:‘鸧兮鸹兮,遂毛衰兮。一身九尾,夸美兮长兮。’此鸟生九尾,不是鸧鸹是什么呢?”
  围听的人个个点头称誉。
  孔子师徒住在仪邑一家不太考究的客店里。一天下午,店家来报,说有敝邑封人拜见孔子。封人是官名,大约是典守边疆的官吏。孔子吩咐子贡出去招待。子贡来到客室,见封人正立在那儿恭候。经店家介绍,封人向子贡拱手说道:“某虽系风尘小吏,然素来仰慕君子贤人。凡经过敝邑之君子贤人,未曾不见,今闻听孔夫子驾临,特来拜见受教。”
  子贡引封人进内室来见孔子。封人见了孔子一揖到地说:“某虽居下位,然颇留心天下时势与君子贤人的踪迹。某素慕夫子是久负天下盛名的圣人,遍访列国,欲以‘仁政’‘德治’救万民,可是奔走十年,大道终莫能行。夫子既然博学多能,当然通达事理。眼见到处枝节横生,被困于匡、宋、陈、蔡等地,侥幸得脱伐树、绝粮等危险,应该觉悟息肩,何必再东奔西跑呢?”
  孔子说:“丘之道,来自古圣贤。居上位者,借着职权以化民,收效较易;然而世不用我,只好以口舌说法,以道启民。丘之所以走遍天下,游说诸侯,结交士大夫,旨在借语言传古圣贤之道,以济天下,至于个人功名富贵,丘视之若浮云敝屣!”
  封人再次施礼,十分恭敬地说道:“今日方知夫子乃救世真人,誓欲救民于水火。此非风尘末吏所能妄测高深的!”
  封人说罢,依依告退。孔子命子贡代送到客店门外。店门外,封人感喟地对子贡等人说道:“诸位不必忧虑天下无贤君,世道昏暗日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故而周游四方,甚不得志,只能以施政设教的木铎,遍徇于道路,以收振聩发聋之功效,完成其素王之业绩……”木铎是铜质木舌的铃,古代施行政教,传布命令时用它。也比喻宣扬教化的人。这里用的是第二个意义。
  孔文子的妻子是卫灵公的大女儿,蒯瞆的大姐。早在卫国独掌大权。蒯瞆是因为湔雪宫闱奇耻大辱而出亡在外的,无论是从伦理上,还是从道义上,天下的舆论多支持蒯瞆。蒯瞆现在住在戚邑,与赵简子的关系相当融洽,一旦借得晋兵回国夺取君位,孔文子将左右为难,既不能袒护妻侄而拒郎舅,也不便私通郎舅而逐妻侄。他反复想了许久,想起孔子是负天下重望的圣人,如果能请他回来同理朝政,一切问题便有所依靠了,而且孔子有许多贤弟子,可以做柱石,挑重担,共治卫国,因而他便征得出公的同意,欲到楚国去迎回孔子师徒。不料恰在这时,子路、高柴求见。孔文子忙殷勤地接入客室,劈口问道:“为何不见孔夫子归来?”
  子路将实情告诉了孔文子,孔文子说:“正如久旱盼雨,圉醒里梦里都在盼望老友归来,岂有不欢迎之理,明朝一定亲驾车舆往迎!”
  子路问起了卫国的近况,孔文子说:“卫正当多事之秋,内无贤才相助,外有世子树敌,所以急待老友还朝,解决疑难。”
  彼此又谈论了一会儿国政,孔文子非常惬意地对子路说:“余已年高,军权现已交王孙贾。府中尚有家卒三千,苦于无相当人统率,今日将军自天而降,真乃雪中送炭,就请统率家甲,并荐为大夫。高柴原为士师,颇有经验,仍官复原职,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子路听说身兼双职,可以施展胸中抱负,欣然称谢。高柴性格内向,很少言语,只是默默地点头表示同意。
  孔文子招待子路、高柴吃过便饭,三人一同入朝拜见卫出公。孔文子向出公奏明原委,出公一一准奏。
  第二天早朝以后,孔文子便与子路、子羔分别驾御着两辆装饰豪华的马车到仪邑去迎接孔子。卫出公也学着祖父灵公的样子,率领文武官员郊迎大贤,回宫后设盛宴为孔子师徒接风洗尘。从此以后,孔子师徒又在卫国住了五年。
  孔子回到卫国的第二天上午,子路就问孔子:“倘卫君正待夫子主持政务,夫子将以何为先呢?”
  子路向孔子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返回卫国的路上,在居仪的日子里,孔子就一直在思考着这一问题:这次返回卫国,假使卫出公让我出仕从政,我将首先解决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本来是很简单的,但在卫国却变得极其复杂。卫出公辄是卫灵公的孙子,是世子蒯瞆的儿子。灵公死后,理应由蒯瞆继任君位,但因他不满其母南子的淫乱行为,谋杀未成,逃亡在外。南子想立小儿子郢为君,郢不受,让位给辄,于是由辄继位,并拒绝其父蒯瞆回国。这不论在“君臣”的名份上,还是在“父子”的名份上,都是不“正”的,国内外对此正议论纷纷。但是,出公辄既受其祖母南子之命而立,即使将父亲排斥在外,也不影响他的君位“名份”,因为“父子”关系是从属“君臣”关系的。为了平息国内外的不好舆论,肯定卫出公的君位名份是合乎“周礼”的,必须首先端正名份。孔子对这个问题考虑的时间很长,早已成竹在胸了,所以当子路提出时,便毫不含混地回答说:“先端正名份,使之各安其分。”
  子路对卫国的君位继承问题的看法如同世俗,认为辄继君位,拒绝其父蒯瞆回国是不合“名份”的,要“正名”就得反对卫出公,迎接蒯瞆回国执政为君,这在卫国不仅难以立足,恐怕要招惹塌天大祸。他没有猜透孔子的思想,因而提出怀疑说:“夫子未免迂腐太甚了吧?当今之卫国,首先端正名份,如何行得通呢?”
  孔子不高兴地说:“由啊,你说话竟如此粗野浅薄!不懂之事,君子应取保留态度,不可妄言!名份不正,则难言之成理;言不成理,则事难有成;事不成,则礼乐难兴;礼乐不兴,则刑罚难以公允;刑罚不公,百姓则无所措手足。由此可见,君子对于名份,不可不言,言之则必可行。君子之言,定严肃不苟,万不可马虎从事!”
  对于夫子的话,子路虽不十分明了,但却不再言语。
  由此可见,孔子决心接受卫出公的邀请,在卫国干一番事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因而提出了自己“首先是端正名份”的政治纲领。然而,卫出公既像他的祖父卫灵公一样郊迎孔子,宴请孔子,礼待孔子,每年给孔子两千担的俸禄,博得了一个爱贤的美名,又像他的祖父卫灵公一样并不重用孔子,孔子在卫五年,只是做一个宾客,做一个公养之仕。孔子在鲁,是行可之仕,即有希望行道的官;卫灵公时,孔子是际可之仕,即受礼遇的官;如今成了卫出公的公养之仕,即受公养的官。这在别人,也许是最高的愿望了,无具体工作,却享受着并不低的待遇,而孔子却是个有理想、有抱负,想做一番事业的人,仅仅“公养”,是违背他的意愿的。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只好把精力用在教学与治学上,为他几年后返回鲁国,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搜集了资料,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孔子闲来无事,一天由子贡陪同到士师府去查看高柴的政绩,高柴不在,他的副手正在审讯岭邑邑宰。岭邑已经两年不曾缴纳田赋,影响了国库的收入,孔文子责承士师依法审理。岭邑宰哭丧着脸说:“敝邑地处山区,近几年来常有猛兽出而作害,毁坏庄田,捕食牛羊,失踪和被伤害的人不计其数,农夫纷纷迁徙……”
  “不管有何困难,拖欠田赋,总非忠实臣子!”副士师打断了邑宰的话,“本官限期三月,务须将所欠之赋税如数缴清,否则,将判你抗旨不遵之罪,定严惩不贷!”
  “农夫逃亡,土地荒芜,纵然将末吏碎尸万段,也难缴清田赋……”邑宰为难地争辩着。
  “休得狡辩,三月内缴不清田赋,你需提头来见!轰下堂去!”副士师将惊堂木拍得震天响,暴跳如雷地大呼。
  几个如狼似虎的武士奉命拥上前去,七手八脚地将邑宰推出大堂。停了半天,副士师仍余怒未消。
  孔子与子贡在审判厅侧旁的客室里等候高柴归来,隔壁的审讯情况,听得真真切切。
  过了约有半个时辰,高柴外出归来。高柴,字子羔,齐人,比孔子少三十岁。他长得个子矮小,其貌不扬。早在鲁国,子路曾想推荐他担任费邑宰,孔子认为他比较愚笨,恐怕不能胜任。但他做事很灵活,能随机应变,在卫两任士师,都干得很出色。高柴见夫子来视察政绩,如实地作了较详尽的汇报。谈及方才副士师审讯岭邑宰的事,高柴说:“此事全在弟子失职,未能劝说副士师审慎从事。副士师为人正直,办事认真,颇干练,只是粗鲁莽撞,易出事端。”
  孔子问:“柴啊,依你之见,此案该如何了结?”
  高柴回答说:“深入岭邑查访,查耕作收获之实情,访农夫衣食之疾苦,然后奏明国君,酌情减免赋税。更为重要的乃是组织众多猎手进山,捕杀野兽,除去兽害,迁徙之农夫方得以归家,安居乐业,勤于农桑,民既富有,何患田赋难征?”
  孔子欣慰地点点头说:“柴之所言,正合吾意。待进山之日,勿忘告知为师,丘携弟子同往,共探疾苦。”
  孔子又与子羔拉谈了一些治法之道,子羔留夫子与子贡吃过午饭,师生促膝畅叙,直到太阳落山,孔子与子贡,方才离去。
  忽一日,子羔来约孔子进山。师徒一行十多人来到所要视察的目的地。只见梯田里蒿莱遍地,一片荒芜;山谷中林深草密,蛇蝎蜿蜒;山坡上荆棘丛生,狼虫出没;为数了了的村庄,残垣断壁,茅舍无烟;走进村去,兔走雉飞……这景象告诉子羔,邑宰的话没有半点虚假,无钱粮缴纳田赋,是在情理之中。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拯救这一邑百姓。
  天气明朗,风清日暖,孔子提议登山远眺,以开阔心胸。他已经许久不曾登山览胜了,十多年来,四处流浪,虽说跋涉过不少名山胜水,但栖栖遑遑,哪里还有闲情逸致观赏山光水色呢?今日他为子羔做了一件好事,为邑宰不再提着头来见,为一方百姓将会得救而高兴,所以不顾年迈体衰,竟有兴致登山了。
  翻过一座山梁,眼前是一道深谷。两山峡谷,深而窄,山高坡陡,水流湍急似箭。湛蓝色的涧水跳着高,打着滚,游着涡,一泻千里,谷中巨石顺流而下,震得山谷轰鸣作响。这样的巨谷,这样的山涧,莫说是人,恐怕龟鳖、鼋、鼍也难横渡。孔子站在岸边眺望,观赏,他由这湍急的谷流生发开去,想得很多,很远。突然,有一个汉子纵身跳下水去,接着就被激流巨浪吞噬了。孔子认为这汉子是在投河自杀,急命公良孺设法搭救。公良孺沿谷涧追了一阵,无奈水深流急,不敢涉足,只好停下来望谷兴叹。正在这时,一阵歌声自水面飘来,抬头望去,见那汉子仰卧波上,一会安然若睡,一会边歌边泳,很顺利地到达了彼岸,站在岩石上向这边眺望。河谷虽窄,但因激流轰响,高声呼喊是徒劳的,孔子便挥手示意,请他游过来,有事请教。那汉子又纵身跳入水中,一会仰,一会卧,一会侧,一会潜,一会浮,似散步林荫,若游愁凉亭,安闲自得,很快地游了过来,爬上岸边。孔子如饥似渴地问道:“敢问壮士,这游泳可有道可学吗?你是怎样学得如此精湛呢?”
  壮汉回答说:“我不知有道,更不知是如何学法。”
  孔子又问:“莫非你生就善游,如行陆地一般吗?”
  壮汉说:“这是我的故土,我生于此而安于此。我生于水而安于水,因而游技与生命俱长,这是我的天性。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游水而善于游水,这大约是我的命中注定的吧。”说完,一揖告别,无忧无虑地唱着山歌远去了。
  孔子疑心这又是一个避世之士,在劝戒自己要安于故土,不必四处奔波。要安于时势,不必自寻苦恼。要安于命运,不必拼力挣扎。他沉思了半晌,然后对弟子们说:“游水汉子之辞,丘不能苟同。倘人人安于混沌,盘古不挥动板斧,开天辟地,何以会有今日朗朗之晴空!丘之一生,就是要进取,要拼搏,要行吾之大道!……”
  深谷激流挡住了去路,孔子师徒只好折回身去,向另一座山峰攀去。弟子们搀扶着夫子,翻过了大小不等的几条山背,奔向主峰。时当正午,骄阳似火,只晒得孔子口燥唇干,命弟子们就树荫下休息,子路提桶去取泉水解渴。
  子路手提水桶径直朝前走去,翻过一座小山包,鼻中闻到了一股腥味,正在惊异的当儿,霍地一只白额猛虎从茂密的丛林中蹿出,张牙舞爪地向子路扑来。子路急忙拔出腰中佩剑与猛虎相搏,一个腾步蹿到了猛虎的后边,挺剑便刺。无奈虎皮坚韧,不能深入,猛虎挨了一剑,疼痛难忍,怒吼着,咆哮着扑向子路……
  子路虽从小练过武功,堪称勇冠三军,但却从未与猛虎交手,不得打虎要领,见猛虎扑来,一闪身躲过,又是一个箭步蹿到了猛虎的身后。虎身大体笨,还没来得及调转过来,被子路左手抓住了尾巴,右手噌的一剑,割下了半截。猛虎疼得满地打滚,子路趁机隐于丛林,一口气逃到了半山腰……
  孔子师徒正在林荫下休息,有的聊天,有的啃干粮,忽听阵阵虎啸,估计可能是子路碰上了猛虎。公良孺等几员武将奉夫子之命正欲持刀剑下山相助,见子路浑身汗湿,气喘吁吁地跑来。孔子见子路面如土灰,喘息不迭,正想动问,子路却劈面先问:“上士,中士,下士,杀虎是怎样的?”
  孔子回答说:“上士杀虎砍虎头,中士杀虎割虎耳,下士杀虎捉虎尾。莫非你遇着猛虎了吗?”
  子路从袖中取出半截虎尾抛到地上,一屁股坐在一块青石上说道:“夫子明知此山有虎伤人,却遣由一人下山汲水,莫非是欲假猛虎以杀由吗?”
  不等孔子开口,众弟子纷纷为夫子争理,你一言,他一语,弄得子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是傻愣愣地望着蓝天出神。子贡说:“孔门弟子三千,夫子从未宣过恶言,出过恶声,况且你是夫子最得意的弟子,数十年来亲若父子手足,夫子岂会有害你之心!”
  孔子说:“二三子请不要责备于他,由与虎力搏,受虎惊吓,力怯逃来,一时神志昏糊,不足为怪。”
  子路坐在青石上,闭目养神,半晌,睁开眼说:“由与虎斗昏了,说了几句梦话,恳请夫子恕罪!”
  孔子爱抚地说:“知性者同居,丘岂能怪你。”
  子路挺身而起,抓起弓箭,就要下山,孔子问道:“由啊,意欲何往?”
  子路发誓说:“下山打虎!今日不将这畜生杀死,便不佩做仲尼弟子!”
  孔子很喜欢子路的勇敢性格和勇于进取的精师。“明知不可而为之”,这是孔子一生的作为。但他不喜欢子路的莽撞,头脑简单。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下山搏虎,无异于自投虎口。如果弟子们真能打死一只兽中王,那么便可以此作广告,告诉人们猛虎并不可怕,就可以顺利地组织猎人进山消灭野兽,使这一带百姓重建家园,安心耕耘,所以他支持子路下山打虎,派公良孺等一起前往,协力相助。
  子路带领五、六个同学,手持兵器来到方才与虎搏斗的地方。子路吩咐同学们隐蔽在四周的草丛里,由他一人慢慢地披蒿草,拔荆棘,向前窥探寻觅。突然,子路发现猛虎正躺在一棵大树下,回躬着身子在舔那受伤的断尾。子路不声不响地匍伏到正对着虎头的一棵古松下,然后噌噌噌地爬上树干。那虎只顾舔伤,子路的这些举动,它丝毫没有发觉。潜伏在四周草丛里的同学们,也根本不知道子路都干了些什么,正在干着什么,是否寻到了猛虎的踪迹。子路拿箭搭弓,用力拉弦,精心瞄准,直拉至弓似满月才松弦放箭。只听蹚的一声,那箭正正当当地射在虎的天灵盖上,只疼得那猛虎向上蹿了一丈多高,又是怒吼和咆哮,震得山谷回荡。猛虎用头抵地,在地上旋转着,力图将那枝箭擦掉,减少疼痛。同学们闻听虎啸,蹿出草丛,围拢过来,但只是高声呼喊,谁也不敢靠前,竟都忘记了向猛虎放箭。子路一个高从古松上跳下地面,扑上前去,双手抓住那半截虎尾,将猛虎抡在空中,每抡一圈,那虎头便在树干上狠砸一下,连抡了三圈,连砸了三下,那畜生便脑浆迸裂,鲜血淋漓,失去了昔日的威风。同学们欢呼着围上前来,那虎早已气绝,子路也瘫坐在草地上……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这年第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共同发表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这是中共中央两家主要报刊首次联合发表社论,格外引人注目。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

  隆科多因不知道汪景祺现在的真实身份,又听他对朝廷里的事了解得太多,心中充满了疑惧。他脱口而出地问道:“汪先生,你关心的事未免太多了吧?”

  “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汪景祺的眼中闪着绿油油的光芒,却不冷不热地说:“我这就要说到你了。你自以为是顾命大臣、受恩深重;你自以为是忠心耿耿,实心实意地在为皇上办事,这都一点不错。你放心、九爷也不会拿着那纸文书逼你做什么事,凡事都要讲情愿嘛。不过,学生却想提醒你隆大人一下:身为提调京城兵马的长官,驻在畅春园西的锐健营和绿营换防,你知道不知道?图里琛将出任丰台大营的提督你知道不知道?热河驻军也更换了都统你知道不知道——别别,隆大人,你先不要惊愕,还有呢!有人参你卖官受贿,说你在密云祖陵置了一百顷庄园;还有人参你飞扬拔扈,对皇亲无礼。比如,你在十二爷面前擦身而过却不行礼;你说二十三爷‘童稚无知’这事可有?还有人参你曾说过,‘白帝城受命之日,就是死期到来之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大概用不着学生告诉你吧………

  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汪景祺侃侃而谈,如数家珍;隆科多却战战兢兢,似遭雷殛,允禩向汪景祺摆摆手,他自己却走上前来说:“天威难犯哪!舅舅你自己心里应当明白,你并不是忠臣,也不懂帝王之心!当年圣祖皇帝剪除鳌拜的前一天,不是也曾封了他个‘一等公’吗?这与今天的情势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得了个总理王的空名,九弟、十弟和十四弟却受到整治;皇上还需要年羹尧替他打一个大胜仗,需要李卫和田文镜替他催讨国债;接下来的便是整顿吏治,横征暴敛荼毒百姓。如此文德武备双管齐下,待到功成名就的那一天,他还能再要你这位顾命大臣?你自诩为诸葛亮,辅了先帝辅后主。可这只能是你的一厢情愿,因为雍正不是阿斗!”

  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允禩这话说得一针见血,透彻无比。隆科多坐不住了,他猛地站起身来,眼中露着凶光,咬牙切齿地对允禩说:“八爷,你这话为什么不早说?一年前只要你说了这话,我隆科多只需在传遗诏时……现在坐在养心殿的就是你了!唉,如今一切都晚了,你才把话说透。可说透了又能如何呢……说吧,你给我隆科多一个章程,我去办!”

  一九六七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好!这才是我们满洲汉子说的话,这才是真豪杰!”允禩拍案而起,来到隆科多身边,“我实言相告,我们——包括十爷、十四爷在内,早就死了篡位称帝之心。为了我们爱新觉罗氏的大清江山,不致于出个秦始皇那样的暴君,也为了我们这些人不会被一个个地送到屠刀下,我们就得另外拥立一位新主!”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谁?”

  社论内容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文化大革命”初期,起着冲锋陷阵作用的一直是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四个多月后的这篇社论说:“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新局面”,这个新局面主要特点的第一条是“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还写道:“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发展为革命的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相结合。这是客观的规律。”“一九六七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地展开。”①(①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

  “阿弥陀佛!”一直在大吃大喝而没有说话的空灵法师,突然开言了。只见他双手合十,掷地有声地说:“三阿哥弘时,龙日天表,贵不可言,乃是一位救世真人!”

  它表明: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上海,成为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一听说他们选中的人竟是弘时,隆科多又目瞪口呆了。雍正的三个儿子,可以说都是在隆科多的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弘时这小子,连他的小弟弟弘昼都不如,更不要说那位好学上进、风流儒雅的弘历了。难道就是这样的人也有帝王之份?不,他们这是找了一个幌子,找了一个傀儡!隆科多盯着空灵大法师问道:“大师深通天理,不过我不明白,今天在宫里,你为什么不制死那个刘墨林,又为什么不……”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口,下面没说的那半句话是谁都明白的。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整个局势下一步将怎样发展?这些问题引起人们种种猜测。答案很快就有了,那就是“全面夺权”。

  空灵莫测高深地说:“和尚岂能违天行事?刘墨林气数未终,自然要留下他来。就是当今皇上雍正也还有三年的帝王之份呢。阿弥陀佛!”

  这是一个重大变化:直到一九六六年底,各地造反派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这种“夺权”活动,是从上海开始的。

  在一旁的允禟可不敢让这个空灵法师多说。这和尚是他费了好大的劲,绕了好大的圈子才请来的。别人不知道,可他允禟心里有底,空灵佛学懂得不多,其实只是个武僧。但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点破的,一露出口风,空灵就成了“空而不灵”了。所以他赶快接过话头来:“唉呀呀,一日三秋哇,还要再等三年!我说舅舅,这回咱们可不能再错过机会了。”

  “安亭事件”后,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直把攻击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并且制造全国第一场大规模武斗,搞垮了同它对立的另一派上海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不久也宣告成立。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当天,上海《文汇报》造反派宣布接管报社。五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也宣布接管报社领导权,并且在《告读者书》中写道:“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②(②1967年1月6日《解放日报》。)同一天,张春桥在“工总司”召开的会议上煽动说:“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夺过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打倒。”六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上海和华东党政负责人。大会发出的“通令”称:“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①(①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会后,市委、市政府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由造反派掌握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等取代原上海党政部门的职能,全市实际权力转移到张春桥、姚文元等手中。

  隆科多下了死心了:“八爷,九爷,你们说吧,叫我干什么?”

  毛泽东对提出“彻底打倒”上海市委那个大会没有立刻表态,但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一月八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②(②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

  允禩没有忙着说话,却看了允禟一眼。允禟心领神会地说:“舅舅,你不要忘了,八哥只是总理王大臣,而你却是总理事务大臣啊!有你们二位在朝里还愁大事不成?不过,从今以后,你不要老到八爷这里跑。见了面也只是心照不宣,甚至表面上我们还是‘政敌’。我们要千方百计地稳住眼下的这个局面,不能乱了套。原来我曾想凑着张廷璐的事,在张廷玉身上下点功夫。可是,不行。汉人一个个都是胆小心大的人,要紧时他们是难以指望的。现在最要紧的是年羹尧,他带着二十几万大兵,光是中军的两万人,就任谁也别想动它!到时候,哪怕是年某能保持中立,我们也就有了七八成的把握了。”

  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隆科多想了想说:“年羹尧是皇上的亲信,向来都是只听皇上一人提调,我是说不上话的。何况万里迢迢的,怎么说都不好,写信更容易坏事。”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①(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允禩连忙说:“年羹尧的事不用你管。九弟不是要到他那里去‘军前效力’吗,就让九弟来办这事吧。汪先生最近也要去年某人那里,我已为他找到举荐之人了。舅舅这里只须办一件事:除掉方苞!”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啊!除方苞?他不过是一介书生,何必要打他的主意?再说,他在皇上眼里很吃得开,想用离间计恐怕都很难。”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

  “软的不行,就给他来硬的嘛。”允禩说得似乎是不动声色,可听了却让人心惊。

  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

  隆科多问:“硬的怎么来?难道能闯宫杀人?”

  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对!”

  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

  “皇上……”

  手里。

  允禩不容隆科多说下去:“皇上那边,也不用你费心。不久,他就要去热河秋狩,也必定会带着张廷玉而留下方苞,这就是机会。舅舅,你不是领侍卫内大臣吗?比方说,畅春园里发现了‘刺客’,或者是有了‘贼’,你不就能带兵进园了吗?月黑风高,混乱之中,‘方老先生’不幸被‘贼’杀了,死无对证,就是皇上亲自问,他不也只能干瞪眼吗?”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

  隆科多过去知道,八王爷素有“八佛爷”、“八贤王”等等美称,但隆科多也知道,说这话的人并没有看到八爷的真实面目。今日听八爷这么一说才明白,他竟然是这样地心狠手辣,心中不由得一阵紧张。他沉思好久才说:“八爷令旨,应当说是能办的,可就怕太后出面干预。那时正是夏天,太后会住到畅春园里去。她要是下令说不许带兵进园,不就全完了吗?”

  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空灵和尚又有了机会:“阿弥陀佛!老僧已经夜观天象,太后是活不到今年夏天的。”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

  年羹尧统率十万大军,从雍正元年五月将中军大营移防西宁,直到九月还没有大举进剿。他不是不想速战速决,可是,这一仗打得好坏关系太大了,他不能不多加小心啊!他们眼下要对付的是蒙古叛军罗布藏丹增,这是一支十分剽悍也十分狡滑的军队。飘忽不定,行动诡谲,派小部队搜索,常常找不到他们,大部队又怎么敢轻易行动?年羹尧心里比谁都清楚,盲目追逐是要吃大亏的。这个人自幼便爱读兵书,所以虽然考中了文进士,他却投入了军伍。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他都在名将飞扬古帐下当参将,在戈壁滩飞沙走石、狂飚冲天中征战了十几年。他深知这一仗的重要,打好了,他就将是一代名将;打不好,早就布满了火药的朝局,立时就要爆炸。人们会纷纷议论:为什么把打了胜仗的十四爷调回京师,却让这个草包来丢人现眼?那时,他年羹尧身败名裂自不待说,恐怕连雍正皇上的龙位也会坐不稳。

  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

  正因为这一仗他志在必得,所以他用兵才一直是小心翼翼,分外谨慎。用了几个月的心思,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才算织成了一个包围罗布藏丹增的大网。这些天来,他又累又乏,脾气也变得非常暴戾。当听说十名御前侍卫“护送”着九爷来“军前效力”时,他只是狞笑一声,把邸报往案上一甩,便背着手走出了大营。

  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

  他的长随桑成鼎见他脸色难看,连忙跟着出来,回了几件军务上的事。他的架子,他的脾气大得简直吓人。桑成鼎小心地问:“大帅,九爷他们已经到了西宁城外,你是不是要接一下?”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年羹尧把牙一咬:“哼,我不去接他们,谁知道他们干什么来了?是来抢功,还是来吃苦的?你带着中军帐下的副官去接一下算了。就说我甲胄在身,不便远迎,委屈他们了。”

  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

  桑成鼎知道,年羹尧是心里有气,也知道他对皇上这样的处置心有不满。可是,桑成鼎又敢说什么呢?只好带着人走了。

  进。”①(①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

  西宁的接官亭上,九爷允禟和十名御前侍卫,还真的是在等着年羹尧去接呢!他们哪里知道,现在的年某人可不同以往了。他是手握重军,叱咤风云的大将军,除了皇上之外,谁敢对他下令,谁又有资格让他亲自迎接啊!这不,他们现在还等在城外呢。不过,也不是干等。西宁知府司马路是十四爷的门人,年某可以不买九爷和侍卫们的账,他能不赶着来巴结吗?接官亭内摆上了一桌难得一见的“驼峰宴”,请来了西宁最好的厨师,让这些北京来的客人们饱餐了一顿。说实话,这些侍卫们也真可怜。从出发以来,越往西走越荒凉。过了甘肃,进入青海高原,放眼所见,到处是迷迷茫茫的风沙。吃的全是燕麦、青稞和牛羊肉,到了缺水地方,连洗脸水都难得供应。这些侍卫们都是满族的贵介子弟,虽然遵从祖制,从小练武,打熬筋骨,可哪受过这样的罪呀?一路之上,他们早就骂娘了。九爷被皇上发了出来,心里也是一肚子的气,可他是个胸怀大志的人,早就做好了准备。随身带着一百万两龙头银票,逢到侍卫们发牢骚,便拿出钱来安慰。果然,钱能通神,还没到西宁呢,这些侍卫们就把皇上交代的“不得与允禟交好”这话,忘了个一千二净。司马路着意巴结,这餐饭还确实是办得十分像样。就说这桌上的时鲜青菜,就是他们一路上从未见过的。允禟没多喝酒,却品着浓浓的配茶说:“西宁这地方不错嘛,还能吃到这么新鲜的蔬菜。”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司马路笑了:“九爷,您真是在紫禁城里出来的,这地方什么都没有!桌上的这些青菜全是从四川运来,供应年大将军行辕的。年大将军赐给奴才,奴才舍不得吃,又拿来孝敬九爷和各位的。”

  几天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加明朗起来。

  “哦?是这样,大将军行辕离这里远吗?”

  一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②(②1967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回九爷的话。不远,就在城北。不过年大将军军务繁忙,奴才也是难得一见。这不,前边驿站的滚单到了,奴才方知道了爷们来到的消息,匆匆忙忙地备了这桌酒菜,略表奴才的一点心意罢了。”

  为什么毛泽东会在此时作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重大决策——支持上海和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因为在他看来,党内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仍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压制群众,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扫除这些障碍,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和干部队伍。否则,他所期望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一听这话,随着允禟来的人全都炸了:“好嘛,爷们是皇上派来的,不是他妈的哪个王八羔子的孙子,他年羹尧就敢这样对待老子?”

  一月十六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①(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允禟一看,说这话的是位皇亲,叫穆香阿。他的母亲是康熙皇帝的二十三和硕公主,正牌的金枝玉叶。要不,谁敢这样说话呀?允禟看了他一眼说:“老穆,你的酒喝多了,这里离大营近了,说话要小心点。走吧,咱们别等人来接了,权当是遛弯不就去了吗?司马路,你给我们找个带路的就行了。”一边说着一边就穿好了外衣。侍卫们一看这阵势,也不敢再说别的,只好跟着允禟步行向前。

  第二天,他在会见一个外国党负责人时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在北京就是没有人听我的话,《人民日报》就不听我的话。”“广播电台和保守派很厉害,所以需要夺权。”“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对上海工人中的造反派,他抱着很大的希望,说:“上海工人已经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①(①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刚走了大约一箭之地,就见前边一队人马跑了过来,带路的人指指他们说:“九爷,您瞧,他们来迎接了。”

  十多天后,他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把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且采取“夺权”这种极端步骤的意图,说得更透底。他说:

  九爷允禟连忙滚鞍下马,他还没站定呢,桑成鼎等人已经来到身边。桑成鼎上前叩头,起身又打了个千说:“奴才桑成鼎叩见九爷。年大将军再三叫奴才致意,说他甲胃在身,不便远迎。委屈九爷和各位前往大营相见。”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

  允禟笑笑说:“有劳了,我们这就去。”

  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

  穆香阿却大喊一声:“慢!侍卫就要有侍卫的派头,瞧你们那不死不活的样子,哪像是去见大将军?都给我把黄马褂穿上!”

  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

  这些侍卫临来的时候,雍正都给他们赐了黄马褂,为的是特别加恩,以示笼络。按清朝的制度,凡是穿上了黄马褂的人,就可以和任何一级官吏分庭抗礼。允禟知道,这个穆香阿又来了二百五的脾气,想在年羹尧这里惹事。允禟没忘了来这里前八哥的叮嘱,本不想一见面就让年羹尧抓住把柄。可又想,年某如此骄横,给他点颜色瞧瞧也好。仓促间也来不及多想,又不能当着桑成鼎的面商量,只好上了马跟在后边。

  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

  西宁是个小城,只有三四千居民,几经战火,百姓全都逃光,现在只是一座兵城。允禟骑在马上远远眺望,但见家家门口都住着军士,有的还设着仪仗。大街上,每隔不多远,便有一个军士,身佩腰刀,手执长矛,钉子似的站在那里,目不邪视,威严无比。他久闻年羹尧治军有方,今日一见,果然不凡。行辕门口,那气象更是森严。一面铁杆大纛旗高矗在辕门外边,强劲的西风中猎猎飘扬的纛旗上挂着一幅缎幛,用蓝底黄字写着六个斗大的字:

  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

  抚远大将军年

  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

  宽阔的大将军行辕门旁,立着两面丈余高的铁牌,一面上写着“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另一面则写的是“肃静回避”。四十名面目狰狞的军校排列两边,守候着这两面铁牌。行辕边门打开,旗牌官踩着“扎扎”作响的马刺从行辕里面大步走出,径自来到允禟面前,单膝一屈平手行了个军礼说:“年大将军有令,请九爷暂且在此歇马,大将军即刻出迎!”

  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

  看到这大将军的森严军威,允禟想起来西宁之前八哥的话: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年羹尧。能让年羹尧在平定叛乱之后,向雍正皇帝杀个回马枪,那是最好不过的了,起码也要劝他保持中立。得告诉他,做皇上的人是从来不讲恩情,不讲信义的。他现在之所以受恩邀宠,只是因为他手中有兵。一旦他功成名就,天下太平,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的命运,就会降临到他的身上。这些话允禟在路上不知想了多少遍,但是,今天来到了帅帐门前,看到了这大将军的虎威,他却不由得心中怦怦乱跳,连忙回答说:“上复大将军,不敢劳动大将军出迎,我们进去拜见好了。”

  经看出问题来了。”

  “一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五年的时

  间,为什么说我们有不少工作没有做好?不是跟你们讲

  客气的,是跟你们讲真话,就是过去我们只抓了一些个

  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此外,还搞了一些在文化界

  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

  教育运动,有些情况你们也知道。这些都不能解决问

  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

  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

  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

  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

  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①(①毛泽东

  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这时,刘少奇等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毛泽东说的“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指的显然已不只是刘少奇等,而是涉及面更广的一大批领导干部。他在这次谈话中说“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并且具体地说明大体上是指几部分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不过,整个潮流看来,斗来斗去,那些错误的人总是最后站不住脚。”②(②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在这段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在迅速蔓延。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二十五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一月十四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三十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一月二十二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二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三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长久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刚刚建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对干部中日益滋长的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十分不满,认为我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他苦苦地思索着,在寻求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以往那种“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的做法,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终于找到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人毫无根据地看作是“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成阶级斗争,又采取了错误的做法,认为只有靠“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靠“夺权”来重新组织干部队伍,重新建立起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结果只能导致混淆是非、混淆敌我的混乱局面,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当“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一齐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令人痛心的惨剧。

  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

  “夺权”活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局势并不是如毛泽东预期的那样朝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更谈不上“达到天下大治”,相反,迅速陷入“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之中。

  各地造反派组织在夺权中,很快形成山头林立的局面,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许多造反派组织要求“以我为核心”,拉帮结派,对其他组织采取排斥或打击的态度,相互争权抢权,相互指责辱骂,派性武斗层出不穷,愈演愈烈。地方党政组织和公、检、法部门失去或几乎失去作用。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国民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定性”为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黑帮分子”。许多人被任意批斗或遭到人身摧残,有的甚至被造反派残忍地迫害致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等,相继被残酷揪斗而含冤身亡。整个局势几近失去控制。

  这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他在这年年底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①(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据当时从近处观察他的人说:“夺权以后,主席也没有料到,太乱了。一月夺权开始后不久,主席不断讲另一面,一般不讲夺权、打倒,而是强调不准武斗,而且说得很严重,打人的要法办,干部怎么能和地主一样?都是对革命有功的。”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惟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那时,军队自身同样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轰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①(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②(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③(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这个《通知》在十四日发出。

  毛泽东此刻的心情是相当矛盾的。他看到造反派夺权活动中出现的严重混乱,觉得必须加以控制,努力消除这些消极现象,但他总体上对当时造反派的夺权活动依然是肯定和支持的,认为这是关系“革命大方向”的问题,是为了“反修”、“防修”而难以完全避免的。他希望军队能发挥保持稳定的作用,又要求军队坚决地支持正在夺权的“左派”。

  一月二十一日,南京军区党委送来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要在合肥召开十五万至二十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要省军区派三百到五百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是否派部队,请速指示”。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人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①(①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21日。)

  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二十二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情绪激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焕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人,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他又说:“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他们原来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引者注)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①(①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②(②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事实上远未解决。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③(③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④(④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等。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①(①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二十八日,文件作为《中央军委命令》发布,因为增加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那一条,通常称为“军委八条”。这个文件对遏制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了明显的作用。

  在这前后,为了发挥军队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一月二十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四千一百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二万多名师生进行二十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②(②北京卫戍区《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1967年2月18日。)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二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二十三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二十七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三月十三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

  “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

  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

  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

  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已经实行‘三结合’夺

  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

  海、山东。”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

  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

  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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