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赏军将王爷受责难

作者:现代文学

  雍正向下边看了一眼,见允禩如此模样,不由得心中升起一股兴奋之情。心想,你等着,朕马上就要说到你了。他提高了声音说:“至于要大军全部移防关内,朕以为大可不必。罗布虽遭惨败,但毕竟还没有就擒嘛,还要提防着点才是。劳军之事,朕已想好,就让弘历去好了,他已是亲王了,也应该让他长些见识。就让他带上图里琛和刘墨林两人,到军中宣旨,命令年羹尧率领三千兵士,带上战俘,在五月到京,在午门行献俘礼。银子的事,凡该化的,一个子儿也不能省;不该化的一个子儿也不能用。允祥,你要把这件事统管起来。政务上的事,由张廷玉总管。”说着,说着,他的脸色突然一沉,“老八,旗务整顿是朕交给你来办的差使,可是,朕竟然不知你每天都干什么去了!看看咱们的这些旗人子弟吧,他们吃着朝廷的俸禄,可干的又是什么?养鸟、斗鸡、吃茶、下馆子、领钱粮、生孩子,个个都是全套把式!你要叫他们办差,又个个不是糊涂虫,就是没用的废物。‘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你知道这个道理吗?这样什么事都不能干,不会干,还又玩物丧志,不求进取,一味地装懒耍赖,一味地寻衅闹事,再这样下去,祖宗传下来的这花团锦簇的江山,就要败坏在他们手里了!八弟呀,到那时,你怎样面对满人兄弟和百官群臣,又怎样面对朕躬,面对祖宗?今天朕与你把话说清楚,你的差使就这么一条:管好旗务,约束好兄弟和宗室子弟,能把他们管好,朕就记你大功一件。”

  ⑦毛泽东会见英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公元前525年,孔子二十七岁。
  深秋,天像漏了似的,连阴雨下个不停。曲阜城鲁国高级馆舍前,雨帘里一个高大的汉子在徘徊。他头戴苇笠,身披蓑衣,双脚踏在泥水中,缩颈耸肩,浑身颤抖,显然,他已在此等候多时了。这位大汉不是别人,正是孔子。
  近来孔子趁工作比较消闲之时,抓紧时间研究各地的风俗人情。他听说郯国特别重鸟,以鸟为图腾,甚至以鸟作官名时,不知原因何在。请教过几位学问渊博的长者,也未得到满意的答复。恰在这时,郯国郯子来朝拜鲁国国君,听说在昨天的宴会上,郯子曾与鲁大夫昭子(名叔孙婼)谈及过此事。孔子没有资格参加国君举行的宴会,无机会向郯子请教,便冒昧来馆舍拜访,也不知郯子肯否赏脸。不想郯子应季平子邀请又赴宴去了,孔子只好在雨地里耐心等他归来。
  不知过了多久,两辆装饰豪华的马车冒雨向馆舍驰来。马车来到馆舍门前收缰停住,前边那辆乘的是郯子及其随从,后边那辆是鲁国前来陪送的仲孙大夫。
  仲孙大夫先下了车,见浑身淋湿的孔子,不禁吃了一惊。孔子见了仲孙大夫,喜出望外,这真乃天赐良机,忙上前施礼道:“孔丘见过仲孙大人!”
  “秋雨淅沥,寒冷彻骨,仲尼,你为何在这雨地里挨淋?”仲孙大夫问。
  孔子回答说:“孔丘求教郯国君王,如饥似渴,虽秋雨连绵,不敢离去,唯恐错失良机。”
  随从搀扶着郯子走下车来,仲孙大夫上前引荐,孔子施礼见过,一行人来到馆舍,分宾主坐定。
  孔子说明来意。郯子见他如此虚心好学,深受感动,热情地回答了他所提出的问题。
  郯子娓娓而谈,他说:“从前黄帝轩辕氏以云纪官,百官云师而云名;炎帝神农氏以火纪官,所以火师而火名;太昊包牺氏以龙纪官,所以龙师而龙名。吾祖少皞氏立国时,群凤集于殿堂之上,此乃吉祥之鸟,故以鸟纪官,鸟师而鸟名也。”
  孔子感谢郯子的慷慨赐教,又询问了些少皞氏时代职官制度的历史情况,郯子一一作了回答。后来孔子对人说:“我听说,‘天子那里没有主管这类事的人了,这类学问却还保存在四方蛮夷那里。’看来这话是千真万确的。”
  公元前523年,孔子二十九岁。
  仲春三月,风和日丽,鸟语花香。官道上,一辆马车在缓缓行驶,曾皙御车,孔子手扶辕木,直立车上。他默默无语,独自欣赏着窗外春色。因为他从来乘车不说话,不回顾。孔子此番出游,专赴临城,拜师襄子为师,请教弹琴的若干学问。
  孔子有着超群的音乐天赋,是管触唇会吹,是弦及指能奏,早在十多年前,就成了出色的吹鼓手,无论到哪个乐班,不管人多人少,孔子总是佼佼夺魁者。经过这十多年的日研月磨,不停操练,各种乐器,无不炉火纯青。然而他也并非十全十美,似乎是长实践,短理论,常常是不知所以然,难以居高临下。孔子作学问不似有些人那样东一筢,西一扫帚,而是有着严格的计划性,常集中数年时间,专事某一方面的研究。前两年他致力于普查民俗风情,近来又转入研究音乐理论。
  师襄是鲁国的乐官。古时候乐官称师,后来干这一项职务的人就把师作为姓,冠于名前,故称师襄,又称师襄子,加子表示尊称。师襄子在音乐理论上有很深的造诣,闻名于诸侯。
  师襄子闻听孔子来访,忙迎出大门,让于客室,以上宾之礼接待。他们已是多年的老朋友,彼此相互敬仰,只因相距遥远,又都有公务缠身,所以来往较少。
  孔子与师襄喝茶叙旧,令曾皙前去置办厚礼相赠,师襄不允。孔子说:“孔丘今日造府学琴,礼应奉贽敬行拜师之礼!”师襄板紧面孔说道:“你若行师生之礼,我立下逐客之令;若叙老友交情,我用箪食壶浆为你洗尘。请你自己选择吧。”
  孔子不敢固执,只好吩咐曾皙不必备礼,但对师襄说:
  “既是老友相见,不必拘礼,家常便饭,更令人心安。”
  师襄说:“常言道,客随主便,你听我安排就是。”
  孔子是个急性子人,从不愿浪费一分一秒时光,所以三言两语便转于了学琴的正题。
  师襄是个热心人,又是老友相见,推心置腹,开言吐语,滔滔不绝。
  神农氏创造五弦琴,用来禁止淫邪,匡正人心。琴用桐木制作。桐木属阳,颇有灵性,能知闰年——不闰年生十二个叶,遇闰年生十三个叶。它还能知秋,每到立秋这天,树叶必落。做琴的桐木就产在鲁国的峄山。琴的面是圆的,象征着天;底是方的,象征着地;身长三尺六寸,象征着一年三百六十日;宽六寸,象征六合;前广后狭,象征尊卑;上圆下方,象征天地;五弦,象征金、木、水、火、土五行;大弦为君,小弦为臣。琴的第一弦配宫音,第二弦至第五弦依次为商、角、徵、羽四音。琴除弦外,还有徽、首、尾、唇、足、腹、背、肩、腰、越。琴唇名龙唇,足叫龙凤足,背称仙人,腰称美女。越长者为龙池,短的叫凤沼。龙池八寸合八风,凤沼四寸合四气。同是系弦的,名称各不相同,那琴首绕琴弦的叫临岳,琴尾高起絚弦的叫岳山,肩下系弦的叫雁足,足下转扭调弦的叫做轸……
  谈了一会,不觉天晚,师襄子设盛宴为孔子洗尘。孔子的酒量很大,但从不多喝,而且食时不说话。酒足饭饱之后,师襄子安置孔子与曾皙在后堂安歇。
  第二天孔子起得很早。这是他的生活习惯,无论头天夜里睡得怎样晚,第二天都要四更起床,先到旷野空气新鲜的地方活动一下筋骨,然后秉烛伏案晨读。吃过早点,像小孩子进家塾一般,师生又对面盘腿而坐,开始了新的讲授内容。
  孔子问:“请问夫子,这古琴著名的有多少?”
  师襄子回答说:“琴名最古最雅的要推婴硒、贡粹,相传为伏羲所造。其次名丹维、粗床,是柏皇所造。电母琴,帝俊所造。菌首琴、白民琴,是晏龙所造。国阿琴,伊陟所造。七弦琴,文王所造。响风琴,周宣王所造。青翻琴,楚无亏所造。卧冰琴,崔驷所造。这些都是宝贵的名琴。能得到古人亲手制造的名琴,模仿他的指法,弹奏他的曲调,勤学苦练,便可成为名家。”
  孔子紧追不放,问道:“假若觅不到古人的名琴,用一般的琴练习,能否成为名家呢?”
  师襄子回答说:“像你这样天赋聪明,勤学好问的人,不必定用古琴,但需认定一位古人,常常练习他的指法歌调,也可以成为名家。”
  师襄子说着从身边移过琴来,弹奏了一曲。孔子在一旁静听,感到此曲非同凡响,是他闻所未闻的。那指法、技巧也脱俗超群,出神入化……
  师襄子弹完,孔子站起身来,连连施礼说:“孔丘如井底之蛙,今闻夫子谈琴,聆听神韵,方知苍天竟如此之大!丘欲于空室中静坐操琴,若有疑点,再求指教。不知夫子意下如何?”
  “一切请便,不必见外。”师襄说着将孔子引入后轩中,任凭孔子习琴。
  孔子于后轩习琴,一连三日,不出门户。一日三餐,前厅里师襄都为孔子备下丰盛酒宴,但他俱不到场,只让曾皙拿些干粮过来,填塞辘辘饥肠。
  第四天,师襄子听孔子曲调已经弹熟,来到后轩祝贺说:
  “此曲你已弹熟,可以再学新曲了。”
  孔子离案施礼说:“感谢夫子教诲!该曲虽已练熟,然技巧尚未纯熟。容丘继续练习。”
  又是三天过去了,师襄子听着后轩中孔子的琴声技巧纯熟,音调和谐,韵味无穷,不断点头赞赏。步入后轩,夸孔子弹奏得胜过高妙的琴师,劝他另习新曲。孔子说:“夫子过奖了。弟子的指法、技巧虽已练熟,但尚未领会此曲的志趣神韵,更未体察到曲作者的为人,想象出其风貌特征。请容丘再练三日!”
  孔子习琴的第十天,师襄子站在院中如醉如痴地谛听。琴声把他带进了浩瀚的大海。大海的胸怀是那样宽广博大,神情是那样深邃,内涵是那样丰富,性格是那样富于变化。他仿佛看到了大海在怒吼,浪涛汹涌,嫉恶如仇。又好像温柔多情的贤妻躺在他身边,正与他窃窃私语。琴声把他带到了春天的花园,叶绿了,花开了,鸟在高唱,水在低吟,游人在欢笑,一切是那样的静谧,那样的和谐。琴声把他带到了广袤的草原,绿草像无垠的地毯,羊群似天上的白云,牧民在放声歌唱……
  师襄子还想继续听下去,琴声戛然止住。师襄不解其意,信步走入后轩,只见孔子正襟危坐于琴几之前,凝神深思,如痴如呆。脚步声惊动了他,他抬头瞥见师襄子站立身旁,猛然爬起,不顾一向重礼,激动地双手抓住师襄子的肩头说:“孔丘正在操琴,弹着弹着,面前站立着一位古人,只见他面黑有威,身长一丈,目光如电,性情温柔敦厚,与太庙中文王的形象一模一样。敢问夫子,此曲可是出自文王手笔?”师襄子闻言,如雷贯耳,连连作揖说:“好极了,好极了!我的老师传授此曲时,正说此曲为文王所作,名《文王操》。仲尼,你真聪明过人,一下子便悟到了周乐之精义!老夫枉活一把年纪,自愧不如!”说着,拽着孔子在地上转圈,像两个调皮的孩子。
  孔子说:“全仰仗夫子教导!要学技艺,无名师指点,如在黑暗中摸索;一遇名师,便蓦然出洞穴,眼前一片光明。孔丘不虚此行,明天就要告辞了。”
  孔子吩咐曾皙设酒宴答谢,酒足饭饱之后,二人依依话别。师襄子祝贺孔子琴艺绝世,他说,音乐的希望在孔子,天下的希望也在孔子。
  公元前522年,孔子三十岁。
  这是孔子一生中关键的一年,他自己曾经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意思是说,他从十五岁就立志于学习,研究学问,到了三十岁,就已经打下了牢固的基础。通过向文献学习,向社会学习和实践活动,这时他不仅精通了一般贵族应该掌握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且通晓了以高级六艺(汉以后尊为“六经”,即《书》、《诗》、《易》、《春秋》、《礼》、《乐》)为代表的各种文献资料,并结合诸侯纷争,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进行分析、研究和体察,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
  盛夏的一天,孔子正在署衙内专心读书,曾皙闯入,告诉了他一件新闻:楚平王听信佞臣费无极的谗言,纳儿媳秦女孟嬴为妾,驱逐太子建,命其出镇城父。……孔子不等曾皙讲完,拍案而起说:“禽兽不如也!”
  其实,此类事情早已司空见惯,孔子何以要因此而恼火呢?因为近来他一直在为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动乱不安的天下局势而忧心,为自己的抉择而烦恼。
  目睹现实,混沌一片,像滚滚黄河,泥沙翻腾;似乌云弥漫的夜空,不辨星斗;如乌烟瘴气的山峦,难分草木。他想到自己的先祖正考父曾连辅宋国三公,父亲叔梁纥,偪阳之战手托悬门;想到母亲颜征在滴血的心,流泪的眼,粗若千年古松的双手;想到了母亲弥留之际的嘱咐:“要成大器!”临终时的祝愿:“升,升……起,起……”可是如今自己已经三十岁了,正如俗话所说“人过三十天过午”,都干了些什么呢?整日忠心于小吏,耿耿于皮毛,似这样下去,能“成大器”,做一个周公式的人物吗?自己为什么不能像传说中的盘古那样一斧子下去,劈开这个沌混的世界,让泾渭分流呢?为什么不能力挽狂澜,让文武周公之世再现呢?……这诸多问题像一釜沸汤在他胸中翻滚,似一团迷雾在他的眼前弥漫,弄得他心绪不宁,肝胆如煎。后来他曾说,君子遇到乐事不喜形于色,遇到忧事也不愁容满面。如此涵养,谈何容易!
  一场暴雨过后,孔子带上佩剑——“君子无剑不游”,让曾皙带上弓箭,二人同去游峄山。他要饱吸雨后清新的空气,让山泉洗涤心灵上的污垢,领悟大自然的启迪。
  雨后的峄山,苍峦若黛,林木如洗;繁花争艳,群卉斗奇;鹿奔狐隐,雉走莺飞。孔子带着弓箭,并不射猎,来到山下,开始攀登。攀至峰顶,凭古松而远眺,览胜景而遐思……
  山顶一巨石,中间一凹坑,坑内积满了雨水,清澈见底。孔子坐在石上休息,目睹坑内清水,颇有感触。此水秉承大自然的圣灵,不杂一点尘滓,与江河浊流,断然不同。可惜不似大海那样浩瀚,经受不住暴日的蒸晒,不久就要干涸,不复存在。水,只有并入江河湖海之中,才有巨大的力量,永恒的生命!自己多么像这一小坑积水呀,虽清澈不染,但却微薄,可怜!……
  喘息了一会,孔子带领曾皙顺山谷而下。东溪西谷,条条瀑流如练;脚下,山泉唱着歌,打着滚,欢腾奔流。沿流不时出现一两个深潭,潭内游鱼清晰可辨。这清溪,这瀑流,这深潭,与山顶石坑积水一样纯净,但却远非石坑积水所能比拟,这里是力量的会合!……他们顺溪流而下,直来至泗水河畔。汛期的泗水河不似春天,诸水汇流于此,浊浪咆哮,吼声震耳。有几处河堤被冲毁,洪水淹没的庄田,吞噬了村舍……孔子伫立在河堤上兴叹,思想感情宛如这奔腾的河水,泻向远方……
  下半生的路该怎样走呢?一是苟安于现状,像山顶石坑里的积水,倒也人人夸清,却无力量,无寿命。这条路他不肯再继续走下去。二是像千溪万流那样汇入泗水,同流合污。凭自己的知识和才干,走这条路将有可能成为澎湃浪涛中的最高峰,平步青云,坐享荣华富贵。但他不愿走,也不屑走。后来他曾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决不肯牺牲信念去图个人的荣耀。三是泗水混浊,是因泥沙俱下,世态混浊是因君王雄心勃勃,争霸天下;或安富尊荣,昏庸无能;或荒淫无耻,沉湎酒色。若积聚力量打倒昏君庸王,另立圣君明主,就可实现“仁政德治”,统一天下。面对这条路,他思想充满了矛盾。此路并非断不可行,汤伐桀、武伐纣,已有先例。但君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走这条路,是违反周礼的。后来,他曾谆谆地告诫弟子们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越礼的路,他是连步也不敢举的。四是做天上的云雾,随风飘荡,永不变雨,永不落地,自然更不积成水坑,汇成河流。这就是做一个隐士,只管自己逍遥,不管世态如何。他鄙视这些人,曾斥长沮桀溺“鸟兽不可与同群”。因为走这条路,无法实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不“成大器”,不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将无颜见先人于地下。五是另辟蹊径,开创新路。他设想,封固泥沙,泗水便可以变清。挖沟凿渠,让所有清流汇聚一处,便可形成一个明净的世界。于是他决心开创平民教育,扩大教育范围,用“六艺”来培养“上事君以忠,下使民以惠”的贤臣,改变奸佞当道,朝纳不振的社会现实,使国家达到“太平盛世”。
  这次游山玩水,孔子原打算野餐篝火,风寝露宿,在外多住几日。不想离开嘈杂的曲阜城,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思路竟如此之敏捷,一团乱麻,很快地理出了头绪。主意一定,他催曾皙快归,明天就辞官筑坛,设教讲学。

  允祥面带忧郁,不冷不热地说:“户部存银共有三千七百万,按廷玉的算法,拿出来劳军还是够用的。”

  会议对政治报告和其他几个文件进行讨论后,基本通过。

  雍正对马齐的话不置可否,却回过头来问:“廷玉,你认为这样行吗?”

  人们还曾记得,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过的那段著名的话:“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③又曾记得,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号召要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以求经济上的独立和科学上的独立。现在,根据已经迅速发展了的客观形势,毛泽东沿着这样的思路又前进了,他认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应该有许多科学家和专家,以适应全面经济建设的要求。

  允禩听皇上这么一说,就更是有理了:“是啊,是啊,皇上说得对极了。别说是发给军士的了,就是慰问军士家属,抚恤阵亡将士,也有层层克扣的门道,所以我才说一千三百万是一定不能少的。再这样斤斤计较,不但让承办的人为难,也失了朝廷的体统和脸面。”

  他说:“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四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去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又说:“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设总书记完全有必要。”

  为庆祝西疆大捷,雍正皇帝召集大臣们商议封赏功臣的事。他自己先就提出,应该给年羹尧晋升“一等公”。虽然这个提议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但皇上既然说了,也许就有他的想法,他的道理,大臣们似乎不便多说些什么。可是,老相国马齐实在有点憋不住了:“圣上,年羹尧既然封了一等公,岳钟麒身为年的副将,最少也得封个二等公吧?”

  起草政治报告,是八大准备工作的重中之重。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这是首先要定下来的。原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是以反对右倾保守为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中央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八大的指示时,是这样说的:八大的准备工作,谈话时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并且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⑤  

  “为什么不能?”雍正阴沉着脸一口顶了回去,“汉人能种地,为什么旗人就种不了?你这话倒给朕提了醒儿,京畿四周的几个县份里,有的是荒地。你叫上宗人府和内务府的人商量商量,凡是没有差使可办的旗人,全都下乡种地去。限定他们,每人要开五亩荒,这不比他们坐在茶馆里吹牛强?好,就是这样办!”他忽然又变了一副脸,亲切地走到允禩面前,拍着他的肩头说,“八弟呀,你是懂得朕的心,也知道咱们满人的难处的。想当年,八旗子弟纵横中原,所向披靡,一以当百,百以胜万,那是何等的威风?可是,你看看现在成了什么样子?朕能不心疼,能不着急吗?朕叫他们去开荒种田,不是图的几两银子几个小钱,朕是怕他们毁了、烂了、堕落了啊!八弟,你了解朕,知道朕,朕脾

  ③泽东会见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26日。

  允禩正等着皇上这句话哪!他连忙站起来躬身说道:“皇上,劳军的事可不同一般,去的人官职不能太小,最小也得是位王爷。要不,怎么显出皇上的重视呢?臣看,十三弟或十四弟都行。再不,臣弟宁愿跑这趟腿。我还没有干过军务,也不知道前线究竟是什么样,人们嘴边常说的‘沙场’又是怎么一回事。”

  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8月22日。

  允禩傻眼了,他的脸涨得通红,嘴唇直打哆嗦,可是一句反抗的话也不敢说。过了好大一会,才小心翼翼地说:“是,臣……遵旨。”

  毛泽东当天就看完了刘少奇送来的这两部分草稿,写了一段批语:“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还补充了一句:“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③

  雍正听着,想着,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好了,好了,都别再争了。廷玉呀,你可真能给朕出难题。这样吧,内务府里还有点存钱,要省,就从朕自己身上开始,先拿出二百万来。但是兵士们该分的却不能再少了。说是一人二十两,可从上到下,一级级地分下去,也一级级地揩油,到兵士们手中,恐怕连五两也保不住了。他们在前线拼死拼活地打仗,朝廷不能亏待了。”

  最后,毛泽东说:“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能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十三个,要扩大到二十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一百七十人,也许一百七十几。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作决定。”⑧

  雍正打断了他的絮叨:“不要多说了,就这样定下来吧。今天不议财政,你们都说说,让谁去西宁劳军?”

  ⑨毛泽东给陈伯达并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1日。

  雍正这样长篇大论地训斥人,大家还真不多见。不但全都支起耳朵来听着,而且全都心惊胆颤。几个月来,先是发了允礻我和允禟,接着又剥夺了允禵的王爵,今天又当着大家的面,训斥允禩,说他“整顿旗务不力”,问他“干什么去了?”这情景连张廷玉也不禁心中一紧:啊,现在该轮着老八倒霉了。此时的允禩心里的滋味可真的是恨、悔、怒、悲、苦五味俱全!他看着皇上一边悠然地来回走着,一边咬牙切齿地训着他,真狠不得上前一脚把这个四哥踢死。可是,他敢吗?他不但没有一丝的抗拒表示,还得赶快站起身来,躬身垂首,老老实实地听着。一直等到雍正发作完了,他才勉强咽了口唾沫,陪着笑脸说:“万岁教训得很对。其实,自从圣祖爷三次亲征准葛尔以来,满军旗人已经见不得真仗,打仗时也远远不如汉军旗营的兵了。这件事,臣没少费力,也没少想主意。开办了宗学,让他们到那里去读书,有了差使尽可能地安排他们。可朝廷里没有那么多的缺,忙的没有闲的多,总不能把他们都赶到乡下去种地吧?”

  八月三十一日凌晨三时,毛泽东看过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修改稿,写信给陈伯达并刘少奇:“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九月五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九月五日晚上送阅为盼!”⑨

  雍正看老八这样会作戏,倒忍不住笑了:“好了,好了,你别再多说了,你们几个谁也不能去,允禵更是不行!”雍正的口气突然变得十分严厉,“母后病重期间,他在病榻前与朕咆哮争吵,母后亡故,他是难辞其咎的!朕已告诉廷玉,下旨削去了允是的王位,所以今天的会议才没有叫他。允禩,下朝以后,你替朕看看他,劝他消消火气,在遵化规规矩矩地读书守灵。他如果再不奉诏,朕就圈禁他!”

  八大的两项重要准备工作,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

  在座的人都没有马上说话,允禩的意思他们都懂,谁又不想把气氛闹得红火热烈点,既为朝廷争光,也安抚了万民百姓和从征军士?可钱是那么好来的吗?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满打满算才攒下了五千万两银子,后来又全被官员们借走了,到老人家去世时,全国银库加在一起,剩下的还不足七百万两!雍正接位前后,为清理亏空化了多大的精力啊。朝廷上下,又抄家,又抓人,逼得很多官员走投无路,投河上吊的都有,才算又积了这三千多万。八爷一下子就要化去一千三,谁不心疼,谁不要掂算一下它的分量?于是就有人说,兵士们就不能少发一些?发十两、十五两,不就可以省点吗?还有人说,不如号召在京的王公贝勒们捐钱,他们腰里都存着不少,一人捐个千儿八百的,合起来就是个大数目。但这个意见马上就遭到众人的反对,说催还国债已经闹得人心不安,个个叫苦了,你再让捐,骂娘的人还不要骂翻了天?众人争来争去,各执一词,纷纷议论,却也都拿不出什么好主意。

  为了参加定于八月二十二日开始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毛泽东于八月二十日回到北京。这以后,他一面主持召开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一面继续修改政治报告。

  允禩早已盘算好了,他大大方方地说:“咳,廷玉,你可真是扫兴,前方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化几个钱又有什么要紧?按道理,怎么化都不算过分!小户人家办喜事,还要破费几个呢,何况我们是天朝大国,更何况这是举国共庆,万民同欢的大事,怎么能没有一点化销呢?依我看,就是化它个一千三百万也不算多!”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十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五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②

  关于大会发言,毛泽东提出: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五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不是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根本就不许讲,那也不好。⑥

  张廷玉是个聪明人,他没有明确回答,却顾左右而言他:“万岁,臣现在正想的是另外一件事。刚才说到劳军,要劳军就得用银子。就按一人赏银二十两来计算,年、岳两部,加上几个省份包围青海调用的部队,总数恐怕不少于五百万两;战士家属要赏;运粮运草的民夫要赏;各省督办粮饷的官员们也要赏。这样粗略地一算,总数没有八百万两是不够分的。”他略一停顿又说,“青海全省遭逢这样的劫难,复苏民生,安抚官吏,至少也得用三百万两银子;春荒将到,苏北、河南、甘肃等地还要赈灾,臣没有细算,大概也少不了。只是这些,恐怕把北京附近几个银库全都搬走也不够。万一再有什么别的用银子处,朝廷可就要打饥荒了。”

  毛泽东的开幕词,总共不到三千字,鼓掌达三十二次之多。整个会场,充满了热烈、激动的气氛。人们普遍感受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和平建设时期已经到来。

  今天议的是劳军和封赏的事,也是件让大家高兴的事。可张廷玉这么一说,简直如一瓢冷水兜头泼下,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浑身冰凉。雍正倒抽了一口凉气,看了看允祥问:“户部现存的银子到底还有多少?”

  在修改党章的报告里,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显而易见,这同借鉴苏联的教训有直接关系,如果把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拿来同毛泽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加写的有关内容相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修改党章报告里的这些话,同毛泽东加写的那些话是完全一致的。

  主要由于美国的阻挠,直到一九六四年一月中法建交后,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才逐步实现。但从这个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对于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急迫心情。目的就是为了加快工业化,尽早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邓小平报告后,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这时,北京已进入盛夏时节,酷暑难捱。从七月二十三日起,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先后移往著名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海滨,继续商讨中共八大主要文件的修改及其他重要事项。

  政治报告稿虽经多次修改,毛泽东对其中的建设部分、国际部分和党的部分仍不很满意,要周恩来、陈云、张闻天、陆定一等再作修改。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10月1日。

  他说:“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①

  ⑥指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⑩毛泽东给胡乔木并刘少奇的信,手稿,1956年8月31日。

  ②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1996年9月17日。

  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千零二十一名,他们代表着一千零七十万党员。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只有十二名代表,几十个党员。三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领导着拥有六亿人口大国的执政党了。

  大会结束前,有一项重要议程,就是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毛泽东主持下,由陈伯达、胡乔木负责起草的。

  毛泽东说:“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致开幕词之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在谈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时,毛泽东提出要在五六十年内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他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类似的来往信件和批示还有不少,都是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平等磋商、共同修改审定八大政治报告的见证。

  这是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的事情。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情况有了变化,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随之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正如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⑥当年参加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间,一次刘少奇开会回来,大约是晚上十点多钟了,打电话找我和陈伯达等去他那里。刘少奇非常高兴。他说:主席作了调查,讲了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应当成为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纲。这说明刘少奇对毛主席很尊重,毛、刘之间在政治上当时完全一致。随后,胡乔木按照刘少奇以十大关系为纲的意见起草了政治报告。后来听乔木说,起草时他最费斟酌的就是十大关系这个问题在政治报告里如何安排,如何体现,哪一个在前,哪一个在后。”⑦

  为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作了长时间的充分而周密的准备工作。

  关于对外关系,报告声明:“我们准备同一切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对于美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⑧

  大会对三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同意这三个报告。

  杜克洛:“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可以转弯抹角地搞一些,不过美国还在阻碍。”

  ⑩《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27页。

  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说:“此件请打清样(校正错字),并付翻译。清样请于本日上午十二时以前送各书记处同志以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请他们再作修改,于九月十四日下午三时交田家英汇集酌定交我。”还说:“这件是否讲,要看十五日我睡眠的情况才能临时作决定。所以暂时不要印发各代表和外国人,请注意。”⑦

  七月初,政治报告写出了第一稿,题目是《为实现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而斗争(初稿)》。从这时起,毛泽东自始至终地主持对政治报告的讨论和修改。

  毛泽东还应南斯拉夫客人的要求,回答了中国的前途问题。他这样说:“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②

  刘少奇的报告,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后七年来的基本经验,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党的基本任务和一系列的新的方针政策。整篇报告贯穿着《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①毛泽东会见苏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6年9月18日。

  同日,毛泽东复信表示赞同:“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还建议:“在国际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⑧

  在七中全会召开的同时,八大预备会议也从八月三十日起,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毛泽东从斯大林的错误,又讲到共产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问题,即所谓的“父子党”关系。他说:“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相互骂架。”

  比如,关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所需要的国际国内条件,他写道:“大家知道,要将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式的工业国,需要许多的条件,例如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制度的改革,国家的巩固,党的巩固,统一战线的巩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除了这些条件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我们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和平环境,还需要朋友帮助。”

  ④胡乔木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问题的讲话记录,1980年9月21日。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在对会议议程作了说明之后,接着就八大会议的目的和宗旨、继承党的传统、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这是毛泽东当年思考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毛泽东:“请帮助。”⑤

  ⑦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30日。

  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等六十八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还有四十五人提交了书面发言。

  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0-113页。

  在讨论中间,陈云曾表示,他当副主席不适当,可以不必加他。为此毛泽东也特地讲了一段话:“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五个人里头就有一个。”

  报告分析了党在执政的情况下所面临的种种新的考验,突出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的问题,认为它必然会发展成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报告指出:“针对着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⑨

  写完批语,考虑到时间已经很紧,毛泽东又在封面的另一空白处补写了一段话:“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⑩

  ⑤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6年8月29日。

  一个月后,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给毛泽东送来两个名单。一个是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另一个是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毛泽东很快批示,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207页。

  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以乌布利希为团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会见。

  “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八大政治报告,集中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历史转变时期,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汇集了全党的智慧,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

  毛泽东从苏共二十大谈到斯大林问题。波立特说:“你们那篇文章⑥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

  九月十日下午,八大预备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毛泽东说:“时间开的太长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十一年时间是很长,斗争很丰富。”又说:“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③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八大的一个总评价。他突出了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

  毛泽东:“方向是一个,内容是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百分之九十。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⑨

  总之,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对于开好八大,像七大那样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动员作用。

  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教育党的高级干部要正确看待自己,正确对待受到的冤屈。他说:“对于那些冤枉和委曲,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有。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末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先由陈云对七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作说明。会议同意陈云的说明,通过了这个名单。

  九月十六日,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⑤毛泽东给周恩来的信,手稿,1956年9月13日。

  九月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会第三次会议。这时,离大会开幕仅有两天,大会的所有准备工作就要结束了。

  对待犯错误的包括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采取这样的方针,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定下来的。八大开会期间,毛泽东曾向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乔治乌-德治介绍了这个经验,还举了李立三的例子,他说:李立三“前几天在会上的发言,很受外国同志的欢迎,民主人士听了很欣赏,犯过错误的同志听了也高兴。他的错误也有破坏作用和教育作用的两面,现在剩下来的也只有教育作用的一面了”。“我们曾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⑩

  毛泽东先讲了一下文件准备情况和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预选情况。他说: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大体上都准备好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造成中央提出的名单。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十万字,一砍就是四万多字,现在不到五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第三种写法,也可以第四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能有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文件是相当有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明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⑦

  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十分紧急。当年田家英三十四岁,精力充沛,很快赶写出一个初稿。毛泽东比较满意,亲笔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然后让杨尚昆送给有关的人审阅修改。这已经是九月十四日清晨四时三十分了,离大会开幕只有一天半的时间了。

  关于台湾问题,报告提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里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特别引人注目。

  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报告提出,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这同毛泽东最初把反对保守主义作为八大的指导方针,是不同的,这反映毛泽东在听三十四个部门汇报后,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在《论十大关系》里并没有提反对保守主义。

  毛泽东:“从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你们是先有了工业和无产阶级,再革命,等到你们革命胜利了,东西是现成的。我们就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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