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人就得是乌龟,周恩来传

作者:现代文学

人民的总理周恩来,是全国人民的总管家。从内政到外交、内政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他无所不管,而且处理每一项工作都十分认真细致,井然有序。从建国到1956年,周恩来意气风发,才华四溢,为共和国工作的各个方面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在内政方面,他处理的许多工作中,最繁重的是经济。
  周恩来常说,政府工作的重点,就是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外交的目的是什么呢?内政又为了什么呢?外交就是要争取造就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际环境,内政是要建立和开创一个团结稳定、民主和谐的局面,而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把我国尽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
  早在1950年的时候,我国就聘请了苏联计划统计专家来帮助进行研究和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8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这个草案的内容,包括了中国经济概况,五年建设方针,五年建设的主要指标和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请苏联援助等事项。草案提出:“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
  1952年8月15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这次去苏联商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我国的“一五”建设计划问题。20日,代表团到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愿意尽力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和派人到苏联留学、实习等方面,给中国帮助,他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周恩来等商谈。9月3日,斯大林约见中国政府代表团,继续谈中国的五年建设计划和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他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他们印象很好。制订五年计划,要有后备力量。由于中方原来提出的“一五”时期工业增长速度每年平均是18%,斯大林建议“可降到15%”。他表示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建设计划提供所需要的设备、贷款等援助,同时派专家来帮助中国建设。斯大林的谈话,为苏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定了基调。周恩来、陈云先期回国,具体援建项目,由李富春领导,继续同苏方面谈。这次商定,苏联援助中国90个建设项目,加上在此以前苏方答应援建的51个项目,共为141个项目。后来,援助项目扩大为156项。
  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决定,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这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任务。
  这年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43次会议上作报告说:“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基本结束,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已经到来,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就要在1953年开始了。”1953年2月4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分析了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号召全国人民投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他说,现在,我国除台湾外已经统一,官僚资本的企业已经彻底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在工业和批发商业方面国营经济已占优势和领导地位,全国银行已由国家统一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经济在国家领导扶助下已开始改造,全国工农业生产不仅全部恢复,而且一般已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发展较快;国家财政收入已经平衡,全国物价已经稳定,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切,为我国进行长期的、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国家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他说:当前我国人民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国家建设。1953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要动员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集中力量,克服困难,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本年度的计划而奋斗。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中央的同志几乎都参加了,具体则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负责。计划的本子都是周恩来亲自审查的。他亲自指导编制计划,审定计划,工作非常细致,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核查过,每一个百分比他都要亲自计算一下。当发现差错时,他总是耐心地严肃地给工作人员指出来,和蔼地要他们回去好好地再算一算。计划是制订得非常周密详细的,周恩来对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要求都非常严谨。
  第一个五年计划,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重点进行新建和扩建电力、煤炭和石油等能源工业建设,新建和扩建现代化钢铁、有色金属和基本化工的原材料工业建设,建立制造大型金属切削机床,发电设备、采矿设备和汽车、拖拉机等机械工业建设,建立和改造扩建航空、坦克、武器和弹药等国防工业建设。周恩来的经济建设思想,是注意重点,用重点带动全盘。为了重点保证能源工业、原村料工业、机械工业和国防工业这些基本工业的建设,对这四个方面工业部门的投资,占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投资的75%左右。
  为了改变原有的工业地区布局不合理的状况,考虑到国家安全的需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重点进行了以鞍山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包括抚顺、阜新和鹤岗的煤炭工业,沈阳的机械制造工业和吉林的电力工业为主要内容的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以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北新的工业基地;以武汉钢铁联合企业为中心的华中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大为加强,并把沿海城市的一些工业大业迁住内地。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讲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方针时,他说:“这就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这个方针下,我国的工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921个,到1957年底,全部建成投入生产的有595个。这些项目,是我国现代工业的骨干,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械、新式机床、精密仪表、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和无线电等新的工业部门。这些新工业的建立,改变了我国工业部门残缺不全的状况,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为对国民经济进行技术改造提供了物质技术保证。
  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周恩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理论。
  关于经济建设,周恩来在1951、1952年就提出各地进行建设工作要注意四个条件:物质基础,生产能力,技术条件和财政条件。他认为:我国乡村的个体农业和城市的小工商业是两个大海,要把他们纳入国家建设计划的轨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委稳步前进。国民经济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他从建国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农业,并指出,农业生产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是粮食的增产,完成粮食增产任务的保证,是集中力量加强对粮食生产的领导。要认真贯彻人民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各项改革。及时地教育农民,提高其增产的积极性。
  “一五”时期,周恩来进一步提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他阐述说:“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囱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他强调说:“我们必须了解,增加生产对于我们全体人民,对于我们国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只有生产不断地增加,不断地扩大,才能逐步地克服我们人民的贫困,才能巩固我们革命的胜利,才能有我们将来的幸福。”他的这些论述,体现了发展生产力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最根本的任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后来,中国共产党的第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宣告,“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周恩来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实事求是。他指导经济建设,始终遵循了和实践着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他说,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他把调查研究作为贯彻实事求是原则的核心问题。他说:“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在迅速发展,情况的变化很快也很多,随时随地都有新的问题出现,许多问题又是错综复杂地联系着。因此,我们就必须经常地接近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情况的变化,对有利的条件和不利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对顺利的方面和困难的方面都要有足够的估计,以便及时地做出决定,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方面的活动,避免发生互相脱节或者互相冲突的现象。”他认为,“群众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的”。
  周恩来强调制定计划要实事求是。他说,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进行建设,首先就要进行发掘、调查、统计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这是准备工作,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他强调执行计划也要实事求是。1956年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实际超过了计划也得承认,计划不能一成不变。”计划规定的指标,“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符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自己。”
  周恩来主张国民经济要积极稳妥、均衡发展,应该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他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的现象是经常会出现的,这就必须保持必要的物资、则政、矿产资源、生产能力等的后备力量,特别要增加国家的物资储备,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年度计划的顺利执行,并且应付可能遇到的意外的困难。”他说,财政收入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正确的比例关系,而支出则要考虑保证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要求,以及建设规模和物资供应之间的平衡,还要留出一定数量的预备费。
  对于怎样处理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周恩来在这一时期也已经有正确而深刻的论述。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都是为着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他强调,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他说,应当反对两种错误,一种是不顾目前的生产水平,把工资和福利提得过高过快,违反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表现;另一种是对于职工福利甚至职工安全漠不关心,不注意或者不愿意解决那些必需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官僚主义的表现。他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我们必须妥善地安排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保证国家建设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周恩来还认为,建设中“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必须足够重视。他正确地阐明“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说:“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接着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当时形势发展很快,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非常顺利,周恩来亲自动手编制第二个五军计划,亲自确定控制数字。那是1956年7月,李富春等去国外了,周恩来常找薛暮桥、顾明等到办公室。晚上周思来讲,白天他们几人按照周恩来讲的内容算、改、写,第二天晚上再送到周恩来那里审查修改。这样循环往复,风雨无阻,夜夜如此,紧张地工作了个把月。经过周恩来数斟项酌,定下了初稿,拿给国务院各部门审改,再提到国务院讨论,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最后由毛泽东修改定稿。这就是周恩来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这个报告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其中第一条是:“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他提出:在有利的情况下,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某些不利的因素,不要急躁冒进;相反,在不利的情况下,又必须注意到当前和以后还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因素,不耍裹足不前。要使每个年度都能够互相衔接和比较均衡地向前发展。
  历史一再地证明,凡是我们国家在建设中忽略了这个问题的时候,经济工作就会出现大的毛病,最后还要按照周恩来等提出的调整的方法,来加以纠正。
  关于要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个问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的前夕,1951年8月,周恩来就明确说过:现在“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的工作开展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这是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一个困难,也是中国的一个特点。”“一五”时期,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斗争,以及业务实践的锻炼,政治面貌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同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花了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这时最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地发挥知识分子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中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却还存在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主义倾向,一些人中存在着“生产靠工人,技术靠苏联专家”的思想,有的对知识分子抱有盲目的排斥心理,甚至把他们当作“异己分子”,加以压制打击。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有适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1955年,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着重讲到:现有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热爱社会主义中国的,在工作上是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并取得了很大成绩的。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优点是:由于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他们一直“在寻找着光明的路,一旦获得解放,很快就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拥护,不少科学家从资本主义国家赶回祖国。这和苏联十月革命后科学家纷纷逃往国外的情形是不能相比的。”
  这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的同志开会,商议并决定中共中央要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十人小组(成员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安子文、徐冰、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进行筹备。在周恩来指导下,十人小组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关于科学家研究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等11个专题报告,并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了大会的主报告《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要求:应该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随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他在这个会上作结论时说,如果要实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除了要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外,还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对于这次会,毛泽东在闭幕时的讲话中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一个团结统一的局面,大家齐心协力地共同劳力。这是周恩来一直努力以赴的。他说:“从种种方面看起来。我们这样的大国,多一点党派去联系各个方面的群众,对国家,对人民的事业,有好处。”对于三大改造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他是把它同时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结合起来考虑的。在我国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他认为我们的新任务是团结一切国内外可以团结的力量,运用一切有利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为反对帝国主义,为与自然界作长期斗争。
  他认为,已有的广泛统一战线是一个极好的组织形式,可以团结各阶层人民来建设国家。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织上健全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早在1949年11月12日,他在衣工民主党的干部会议上就提出,农工民主党“应和中国共产党共存”。他的想法是,各民主党派在组织上不但要巩固,而且也要发展。“今天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他们也愿意尽一份责任,我们就应该帮助他们进到社会主义去。”“愿意同我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多了一批帮手,这不是很好嘛!”
  这七年中,周恩来不仅重视经济建设、文教建设和统一战线,而且重视社会改造。他在1953年9月说过,“改造当然不限于经济方面,整个社会都在改造,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在改造。整个国家在建设中,在改造中,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这个论断,打破了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一种观点,似乎社会主义仅仅是经济建设问题。后来,1959年他又讲过:“我们的国家,不仅要有经济建设,还要有政治建设和精神建设。”
  周恩来的想法是,社会主义建设是全面的建设,包括人类的三大社会生活领域,即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他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他还说:“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他提出过“改革”的问题,并且认为建设是全面的,改革也是各方面的。他说:“政治上的制度要适合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要改革,要改革成为民主集中制。……思想也要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大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爱护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他认为如果只强调民主那一面,也会有副作用,只强调民主,不强调集中,会带来极端民主化。所以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做到“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性的发展,又有统一意志”。在党内,他认为也要注意民主,要听群众的意见,要实行集体领导。
  周恩来原来设想,各方面应有体制的改革,要有准备,有试办,然后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正式推行。但后来“大跃进”的开展,使这一部署没有能实现。

  孔子归鲁不久,杏坛的面貌便又焕然一新了,不仅除去了荒草,清扫了污垢,砌上了花坛,坛里栽满了各色鲜花异草,而且听讲的人数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整个杏坛被围得水泄不通,连孔宅门外、墙头上、墙外,周围的树上都是听讲的人们,犹如赶庙会看山戏一般。这已经是孔子集中讲学的第三个时期了,这期间,孔子又收了一批弟子,如曾参、子张、子夏等,都是极有才干,极有造就的,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曾参,鲁国南武城人,字子舆,是孔子早期弟子曾点的长子。他虽是在孔子遍访诸侯各国十四处归鲁后才拜师入门墙,其实,早在十四年前,他的父亲就已经常带他来听夫子讲学了。他曾穷居卫国,絮衣破烂,面色浮肿。因为常干粗活,手脚都生出老茧。往往是三天不煮饭,十年不添制新衣服。他注重自身的修养,曾倡导“吾日三省吾身”。他以孝道出名,相传著有《孝经》和《大学》。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便是曾参一手教导成长起来的,子思又传孟子,可见他是儒家学派的主要传道者之一,所以被后人尊称为曾子。
  曾参少年丧母,继母是个母老虎式的刁妇,对曾参十分苛刻,百般虐待,致使曾参夏无单,冬无棉,在辛酸与泪水中成长。因不堪继母的折磨,小小年纪的曾参便逃到卫国去靠卖苦力为生。但他天性纯孝,归国后,对他上了年岁的继母却以德报怨,万分地恭顺与孝道。齐国曾闻他的贤名,用厚礼相聘,欲封为上卿,但为了不使年迈的继母凄苦冷清,无依无靠,便坚决辞退不肯就职,后来有朋友责怪他失坐良机,他解释说:“自古养儿为防老,如今父亲过世,母亲年迈,参何敢远离呢?况且食人之禄,忧人之事,故我不忍离母远去,受人役使。”所以,一直没有出仕做官。
  春天的一日,曾参到野外去采来鲜嫩的藜藿,这是他继母春天最愿吃的一种野菜,相传吃了能去火却寒,健脾强胃。第二天一早,曾参要出门办事,临走之前嘱咐妻子中午要做上等的藜藿奉侍母亲。说来也巧,曾参出门不久,妻子的小腹便痛疼难忍,额上的汗珠大如黄豆,在床上翻滚不已。这一切,她的婆婆是亲眼目睹的。儿媳由于病疼的折磨,午饭的藜藿竟没有煮熟。所谓不熟,不过是欠一把火而已,并非无法下咽。谁料,这一下竟惹下了塌天大祸,傍晚曾参回来后,继母竟大诉其苦,胡说什么儿媳趁丈夫不在家,有意与她为难,只怕存心不良,而且还边诉边哭,涕泪交流。
  曾参是以孝闻名于遐迩的,这样以来,岂不坏了他的名声!将来有何脸面见先父于地下?一怒之下,便写下了休书,欲将妻子休掉。
  妻子要辩解,要申明原委,曾参不让张口。曾参之妻也并非等闲之辈,她要去找孔子评理,要听听这位圣人的意见。不提找孔子评理倒还罢了,提起找孔子评理,不禁使曾参想起了一件十四年前的往事,浑身冒出了涔涔冷汗。
  曾参家是一户不太富裕的自耕农,父亲曾点一边跟孔子上学读书,一边种着几亩园圃,生产的菜蔬既供自己食用,也到集市上去卖些钱币,以资灯油炭火的开销。一天,曾参父亲正在执锄耘瓜,瓜地里的草很盛,高过了瓜秧。七岁的曾参见父亲独自一人在耘瓜苗,躬身弯腰,通身汗流,很是过意不去,便不声不响地拿了一把小锄,来到父亲身后,也锄起草来。七岁的孩童,哪里会务庄稼,越是卖力,闯祸越大,不大一会儿,竟锄断了许多瓜秧,他全不觉。曾点直腰擦汗,回身见曾参正在辛勤地劳作,不觉暗暗地心疼,待走过去欲劝他休息玩耍时,不觉火冒三丈,茁壮的瓜秧竟让他锄断了不少,禁不住斥道:“这是异种瓜秧,瓜种是从吴国觅来的,如今被你连根斩断,如何开花结瓜?”
  曾参答道:“可以把根接牢了,培以基肥,何愁不能结瓜呢?”
  曾点大怒道:“将你的头斩下来,还可以接起来继续生长吗?做错了事情,尚敢出言顶撞,这还了得!”说着,手握锄柄,没头没脑地向曾参打来。
  人在暴怒时,手下哪有准数,不想一柄下去,竟将曾参打昏在地,长时不醒人事。曾点害怕了,扑上去,摇呀,晃呀,哭呀,叫呀,半天才将曾参摇晃苏醒过来。曾参醒过来之后,微笑着对父亲说:“往日儿有过失,父亲用力扑责。但今日参罪该杖责,父亲竟手下无力,莫非年高力衰了不成?”
  曾参说罢,退入卧室,弹琴唱歌,以此告诉父亲,自己的身体并未受伤。
  不久,孔子便得知了这一消息,曾批评说:“七岁顽童,不懂农事,耘断瓜秧,系情理中之事,点何以要如此暴怒杖责呢?禽兽尚知慈爱雏幼,点身为人子,岂不知乎?参既受杖致昏仆地,生命并非儿戏,为何要鼓琴作歌,表示身体安康呢?昔者虞舜有顽父瞽瞍,舜尽孝道于瞽瞍,瞽瞍溺爱次子象,误听象之诈言,欲使舜临险地,舜并未远避他方,受小棰则忍受,受大杖则逃走,故瞽瞍不曾犯不父之罪名,舜亦不失为孝子。如今参委身以待暴怒,昏死而不逃避,倘若真为尔父杖死,岂不陷尔父于不义吗?是为最大之不孝!
  ……”
  曾参知道,去找孔子评理,夫子是不会答应他出妻的,而且要严厉地批评他,所以他执意不肯。
  邻人纷纷来劝解说:“藜藿小事,并未犯七出之条,为何竟要休妻呢?”
  曾参回答说:“藜藿确系小事,不在七出之例。小事尚且违逆我旨,何况大事呢?如此不孝不从之妻,留她何用?”
  曾参不听邻人劝诫,还是将妻子休了。在那妻子为丈夫所私有的封建社会里,其妻欲反抗,欲挣扎,自然是徒劳的。
  曾参的继母也未出面讲情。
  看来曾参是个虚荣心很强,看问题偏颇而又固执己见的人。为出妻一事,孔子曾批评他说:“结发夫妻,情深意厚,为一藜藿小事而休之,人伦何在?禽兽尚知恩爱,吾弟子难道不知?妻子藜蒸不熟,可以教诲,人非神仙,熟能无过?有过则休之,仁义安在?”
  经夫子的一番批评教训,曾参很是后悔,然而水已泼出,木已成舟,饭已做熟,无法挽回。
  曾参出妻之后,终身不再续弦。他的儿子元劝其续娶,他向儿子说道:“高宗因有了后妻而杀孝巳,尹吉甫因为有了后妻而放逐伯奇,我上不及高宗,中不足以比拟尹吉甫,一旦娶了后妻,又岂能保不为非呢?”曾参没有谈及自己,他虽没有被杀、被放逐,但吃的苦头何尝少呢?娶了后妻,前窝子女算是掉进冰窟窿里去了!曾参总算是没有脱了疮疤忘了疼,这也许能弥补一点他出妻的过失。
  在季氏那宽大空旷的议事厅里,季康子正在眯目品茶,冉求陪坐一边。他颇似其祖父季平子,喜欢静静地想心思。半晌,他对冉求说:“冉将军,我欲出兵伐颛臾,你看如何?”
  自从哀公十一年冉求率部却齐之后,便一直被尊为将军,但仍做季氏家臣。冉求闻听,先是一怔,然后彬彬有礼地问道:“颛臾乃鲁之附庸,一向俯首帖耳,言听计从,为何要出兵征伐呢?”
  季康子呷了一口茶,抿了抿厚嘴唇,将双眼睁得稍大一些说:“颛臾地处东蒙山下,邻近多山,为剧盗啸聚之所,出没无常;费邑富家,时遭盗劫,不得安枕,将谋远避。为保民安全起见,不得不伐颛臾,以绝盗踪。”
  冉求听季康子说得似乎有理,不再提出异议,只是为难地说:“仓廪空虚,军费不足,如何敢兴师动众呢?……”
  季康子的双眼又眯成了一条线,脸上弥漫着阴云,拖腔拉调地说:“冉将军,您身为季府总管,难道还需肥给你想办法吗?你就不会改丘赋为田赋,以充仓廪吗?”季康子又将改革的精神叙说了一遍,让冉求去具体实施。
  季康子像他的父亲、祖父一样,只要拖长腔调说话,便是在责备,在下命令,便是勿需置疑,无相商的余地。冉求两为季氏家臣,这点常识还会不知道吗?于是唯唯应命,开始作那讨伐顺臾的筹备工作。第一步自然是解决“仓廪空虚,军费不足”的问题。冉求不愧是孔门弟子中最多才与艺的一个,经过一段煞费苦心的思索,拟订出一分改丘赋为田赋的计划交季康子审批。季康子阅后大加赞赏,称颂不已。
  鲁国一直实行的是丘赋(实行每一个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之法。“丘”是一个行政单位,“方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每一丘根据其田地和财产,每年出马一匹,牛三头。现将田地与财产分开,各为一赋,所以叫作“田赋”。改成“田赋”之后,每一丘每年要出马二匹,牛六头。其实质就是农民将增加一倍的负担,季氏将增加一倍的收入。
  听了季康子的赞誉,冉求沾沾自喜。因为自己又为季氏立了一功。但令冉求难堪的是,季康子命他将伐颛臾和改田赋的事一并去与孔子商议,因为孔子是国老,有了他的支持,实行起来就会容易得多。
  冉求来到杏坛,拜见了夫子,说明了来意。孔子说:“求啊,此乃你之过失!当初先王封颛臾于东蒙山下,使主旅祭,且在鲁疆之内,乃社稷之臣,何用征伐呢?”
  冉求颇为委屈地说:“此乃季氏一人的主意,求并未与谋。”
  孔子叹息说:“鲁之邦域已被三家瓜分,季孙氏取其二,孟孙氏与叔孙氏各取其一,只颛臾为附庸,尚算公臣,季氏又欲霸为己有,不嫌过分吗?求啊,你乃季氏两代家臣,肥且倚你作心腹,你又有大功于季氏。安有不与谋之理?昔周任云:‘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周任乃古之良史。这两句话是说,人臣在位,应尽力陈辞进谏;谏而不听,应去其位。臂如瞎子用人引路,跌倒不相扶,蹈险不引避,引路者何用呢?又如虎逃出栏外,珠玉坏于匣中,岂不是看管人之过失吗?”
  冉求说:“颛臾城固,且近季氏费邑,如今不取,必为子孙后患!”
  “求已不打自招矣,伐颛臾原为私室,怎说你未与谋呢?”
  冉求低垂了头。孔子继续说:“丘闻有国有家者,不患民少,只患不均;不患贫困,只患不安。因为均则不会贫乏,和则不会民少,安则不会灭亡。远方之人不服,宜修义德,远人自来。如今你相季氏,远人不服,不能招来;疆域分崩离析,不能保全,却谋动干戈。吾恐季氏之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矣!”
  谈到田赋问题,孔子说:“丘非富家儿、理财家出身,不懂田赋。”
  冉求说:“夫子前为鲁司空,别五土之性,使全国无荒废之田地,如何说不是理财家呢?如今身为国老,国家政事,待夫子一言而定,何故不发一言呢?”
  冉求恳求再三,孔子只是不答,弄得那冉求留也不是,走也不好,处境十分尴尬,只是恭立一旁,动也不动。孔子徐徐地说道:“君子施行政事,需合礼法,然后颁行。苟有施与必求厚,行事无偏倚,取赋但求薄,鲁国旧有丘赋之法足矣。若然不合礼法而妄行,贪得财利而无厌,那么,虽分田财各为一赋,百姓无法负担,取者尚嫌不足,这便如何?季氏欲行合法的政令,周公之典法尚存,何必问丘?若欲逞私意妄行加赋,何必来访问我呢?求啊,你专为季氏聚敛私财,公室田地,半数已归季氏,欲壑难填,何时是个尽头呢?”
  冉求此番拜访夫子,不仅没讨得一言半语的支持,反而遭到一顿训斥,灰溜溜地离去了。
  孔子讲的一番话,对冉求的一番训示,在道理上也许是对的,但在实际上却是行不通的。季氏掌权执国,专横数代,一意孤行,哪里是冉求所能左右!冉求,家臣而已,孔子对冉求的要求是有些苛刻了。眼下的冉求,颇似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师命难违,季氏的话更不敢不听,常言道,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呀!冉求回到季康子身边,自然不能将夫子的意见,夫子的话和盘托出,他必须委婉地周旋,以维护夫子的情面,以维持夫子与季康子之间的关系。难啊,冉求!……
  即使孔子当着季康子的面引经据典地侃侃而谈,怕也无济于事,所以季氏还是遵照自己的意愿,为所欲为。
  第二年春天,风和日丽的一个早晨,孔子出城访问一位老友,磋商编纂“六艺”过程中所能遇到的诸多问题,公良孺驾车,后边还跟着颜回、子夏、商瞿等三、五个弟子。
  按时令已到清明,城外该是千山喷绿,万树滴翠,百花争妍的时节,原野里的越冬小麦亦该郁郁葱葱了。然而,此时的旷野却像一个懒婆娘,刚刚睡醒,正在揉着惺松的眼睛。车子来到一座村庄,残垣断壁,整个村庄和人们的面容,仿佛都罩上了一层灰蒙蒙的雾,面目不清,颜色暗淡。突然,村里的主事边敲铜锣边高声喊着从村头走来:“众位乡亲听着,宰府总管冉将军有令,从今尔后,改丘赋为田赋。今年每家需再交粮五斗,钱三百,两丁抽一,攻打颛臾。违令者严惩不贷!”
  他的身后,跟着一群如狼似虎般的士卒。
  村里的破庙前张贴着一张浆迹未干的告示,一群衣衫褴缕的老少正在围观,一个青年和几个面如土色的老汉正愁眉苦脸地蹲在地上叹气。
  “青黄不接之时,何处去凑这五斗谷子啊!”一个长者长吁短叹地说。
  “倘若咱村再抽丁,往后有谁下地干活呀!”一个中年人说。
  “这岂不是将人往死路上逼吗?”那个青年用拳敲着土墙说。
  “唉,说这些有何用处呀!”长者说。
  看了这场景,目睹这诸多面孔,听了这许多议论,孔子的心很觉沉重,仿佛有无数的刺芒在戳他的背,在刺他的心。这些可怜的、衣食不得温饱的农民似乎都在以敌视的目光注视着他,在责备他的过失,他不敢抬头看这些怀有敌意的脸。这样的心境是无法访友,更无法探讨知识和学问的,于是他命驾车的公良孺调转车头,返回府去。同行的弟子,有的理解夫子的心境,有的则感到惊诧。
  马车在坎坷的、弥漫着烟尘的土路上颠簸前进,孔子在车上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他的面前浮现着车轮碾过各种各样的路:
  狭窄的、宽阔的、弯曲的、平直的……
  杂土的、泥泞的、石子的、龟裂的……
  春天铺满嫩草的路,夏天的林荫路,秋天落叶的路,冬天白雪皑皑的路……
  浮现着各式各样惨不忍睹的镜头:
  在齐国,鼎烹有功大臣的惨象……
  在宋国,无辜的百姓被驱赶着为司马桓魋营造石椁墓穴的可怜景象……
  在卫国,蓬头垢面,赤裸着灰黑的脚的石头躺在无人照看的蒿草中,身上盖着一张破席片的令人伤心的情景……
  在鲁国,在季氏的刑讯室内,一只被砍断的鲜血淋漓的左手……
  待孔子师徒回到杏坛,冉求已恭候在那里多时了。冉求见孔子走下车来,忙上前施礼,孔子摆摆手制止,冉求还是大礼参拜了。他发现了夫子脸上阴沉的乌云,这是他从未见过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倍加小心翼翼。
  孔子冷冷地说:“冉求,你好久不曾来杏坛听讲了。”
  冉求恭敬地说:“政务太忙,实在是不得脱身!”
  “定然很忙,”孔子带着极少有的挖苦口吻说,“你不忙,季氏何以能钱财日增,仓满廪盈呢?”
  冉求小心地说:“弟子不明白夫子的意思。”
  孔子的脸色陡然一变:“君子之过,犹如日月之蚀,人皆得而见之;他若改正了,人皆仰望之。”
  “夫子,为人家臣,求有何法?……”冉求摊出两手,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吾非你的夫子!……”孔子拂袖,愤怒地转过身去。
  “夫子!……”众弟子上前规劝着。
  “冉求不再是孔丘的弟子!丘之弟子需助善为贤,不得助纣为虐!小子可鸣鼓而攻之!”
  冉求垂手立正,泪水在眼圈里转悠,使劲地低垂着头。
  同学们默默地望着夫子愤怒的神色,望望痛苦的冉求,相互望望,谁也不说一句话,整个杏坛,死一般的沉寂,也不知过了多久,孔子猛然转过身来,心情沉重地说:“二三子听着,从今尔后,丘决定不问政事,更不出仕,专心讲学,删诗正乐,赞易定礼。冉求可将此意转告季氏,今后不准再来烦扰!……”
  孔子说着也低垂了头,独自步回书房,他的眼眶里也转动着晶莹的泪花……
  孔子从教凡四十余年,弟子三千,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从未向弟子们宣过恶言,今天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他的心中比冉求更痛苦。
  同学们劝慰了冉求一番,冉求没有说话,默默地离去了。
  冉求回到季氏府,回到自己的卧室,一头栽倒到床上,失声痛哭起来。他使劲用衣襟堵住自己的嘴,不让哭声传出屋外。冉求为何要如此悲伤呢?是委屈吗?是忏悔吗?还是在痛恨夫子呢?大约都有一点。然而事后静下心来想想,夫子的一腔怒火并非是在向自己发泄,而是在向季氏发泄,是在向这个“礼崩乐坏”的世道发泄。而这一腔怒火又来自对季氏“聚敛”政策的疾恶如仇,来自他那“施取其厚”、“敛从其薄”的政治主张,来自他那颗爱民的善良之心。冉求承认,这些年来自己与夫子的政治主张和处世态度的分歧是愈来愈大了,但从总的讲,从道理上讲,夫子是正确的。他更感戴夫子的教诲、培育之恩,自己所以能有今日,全赖夫子的栽培。因此,虽然有了这场风波,冉求在心灵深处却依旧尊敬和热爱夫子,只是怕惹夫子生气,才不得不采取暂时回避的政策。他依旧抓紧时间去听夫子讲学,只是不到自己原来的座位上,而是微服站在门外或者墙外。他依旧是每天向夫子请安,问安,只是不到夫子面前,而是在默默地祈祷,祝夫子健康长寿。这一切,孔子自然不会知道。
  事过之后,孔子很后悔,很痛心。他意识到,自己对冉求的要求太苛刻了,委屈了他。季氏世代贪婪成性,岂是冉求的好心劝谏所能改变的!十四年前,自己为什么要离开祖国而出走呢?齐国王卿施计,盛饰女乐,鲁国君相迷色,不理朝政,自己曾详陈事理,正言谲谏过,也曾委婉讽谏过,最后弃官降谏,结果怎么样呢?可使鲁定公与季桓子接受了一点,悔改了一分吗?自此以后,栖栖遑遑十四年,见过了多少君侯卿相,有哪一个肯纳人之谏,改恶从善呢?既然连自己也做不到的事,为什么要强求冉求做到呢?这是多么的不公平与不合理呀!……想到这里,孔子深感内疚与不安,自己真是老糊涂了。

  此刻的田文镜心里,好像也在窝着一肚子的火。他的脸蹦得紧紧的,像是刀刻木雕一样。他走下河堤,东瞅瞅,西看看,又捡起一块冻石头来在河岸上敲敲。听见一声空洞,就火冒三丈地问:“这修的是什么堤?嗯?查一查,看他们是否克扣了工钱?”走下河滩,又让他抓住了理由,“这块地少说也有十万亩吧?皇上多次明颁诏谕叫垦荒,你们难道没听到吗?老罗,你到这边看看,要是从洛河上游建一座水闸,引出水来,这里定是个旱涝保收的肥田!限你明年,全给我垦出来。不然,我就撤了你的职!”

  罗镇邦苦笑一声说:“中丞大人,这块是荒地不错,可它全是有主的地呀!要不,我怎么肯不要它呢?今儿天不好,大人看不仔细,您下滩去走一走就看清了,那上边插着牌牌,一家一户地界划得清清楚楚,咱们动不了啊!”

  李绂看着田文镜那灰心丧气的样子,觉得他这样处处挑剔,事事训斥,也太让人过不去了。便趁着他停了口的空子上前一步说:“文镜兄,你好勤政啊,真不愧是‘模范总督’!”

  田文镜回过头来看了好大半天,才认出李绂来,并且还看到他正长揖在地向自己行礼呢!他连忙还礼说:“哎呀呀,原来是李绂老弟,你近来好吗?早上我就听说你来了,正想把这里的事情处置完了去看你的,不想你倒跑到这冰天雪地里来了。”他回头又怪罗镇邦,“老罗呀,李制台是客人,他已经上堤来了,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

  李绂拉着田文镜肩并肩地走了一段路,说了自己这次回京前后的情景。田文镜问:“我听说,你上任时从来不带家眷,为什么?”

  李绂漫不经心地说:“不想带。我的家就在北京,一年里有好几次回家的机会呢,何必要带到任上?上回,我在襄阳遇见一位去宜昌上任的县令,除了他的太太之外,还带着姨太太和三姑六婆、七大妗子八大姨、师爷书办的,好家伙,足足有七八十人,我当时就撤了他的差。宜昌就那么一个小地方,你带着这帮牛鬼蛇神去,刮起地皮来还不得天高三尺!我看熙朝的有几个贪官,原来也并不怎么坏,可他就是架不住婆娘们爱小,老爱伸手向别人要东西,一来二去地就上了贼船。”

  田文镜听到这话笑了:“老弟呀,你这不是要调回北京了吗,难道你要弟妹她们都搬回原籍去?”

  李绂正色说道:“不,北京和别的地方不同。在外头是个西瓜,到了北京就成了芝麻。六部九卿,科道御史,他们的眼尖着哪。朝廷帝辇之下,就是家里有个不肖子弟,刁恶长随,他们也不敢不收敛些。我不愿意回北京,其实还不是因为这事,在外我们是封疆大吏,说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到了北京,想当贪官难,可想干点正经事也难哪!”

  田文镜听到这里,真想说一句,北京有那么多的牛鬼蛇神,都吃着火耗银子,你能办事吗?如果都让他们凭俸禄和养廉银子吃饭,他就不敢招惹那么多的吃客了。可是,话到嘴边他却改了口:“可惜呀,天下官员们有几个是这样想的呢?”他一回头又对罗镇邦说,“老罗,你知会他们一声,不要都在这里干等了。让我带来的钱师爷留下,其余都回去吧。但回去也不能歇着,得到各处去看看,有没有被雪压倒了房子的?有没有断炊的?这事,让县里好好地安置一下。你告诉他们两条:一,不准冻饿死人;二,谁要敢从这里克扣,他吃一口,我要叫他吐三升!”

  “扎!”

  李绂看得高兴,把其他人全都打发走,确实是个德政,何必让大家都在这里挨训受冻呢?几个戈什哈送来了蓑衣,田文镜的那位叫钱度的师爷说:“这样天气,就是穿着皮袍子也能冻坏了人。各位大人权把这蓑衣披上,只图它能挡点风,雪中蓑笠而行,不也可助点雅兴吗?”

  李绂觉得这位新来的师爷虽然看上去有些不安份,可也真能办事。他们边聊边走地就上了著名的“天津桥”。其实它不过是座极不显眼的拱亭小桥,并不跨越洛河,而是废在河滩上的一处名胜罢了。陪行的罗镇邦说:“洛阳乃九朝古都,唐时各地秀才来京会考都要从这座桥上过,犹如青云路口,所以才留下了这个名字。”

  李绂也望桥兴叹地说:“一晃千百年过去了,桥虽在,而人却杳。当时的秀才们就是今天的举人,可又用不着作八股文,真真是有福啊!”

  这本是随口而发的一点感慨,却在无意间刺伤了田文镜。他不就是位三榜落试不第,过不去天津桥的“秀才”吗?李绂回头看了看田文镜,见他似乎并没有在意,而是望着桥头说:“洛阳共有四条河,洛河只是其中之一,宋代陈康把伊河改道,才有了今天的这个规模。陈康不是进士,也没有跳过龙门,可他确实有功绩。不过,这样一来,天津桥也就没用了。”

  李绂听出了田文镜的话音,也明知他是为刚才自己所言在发议论。心想,老田这样事事都要较真的脾气,怎么一点也没改呢?

  田文镜却转过脸来对罗镇邦说:“镇邦,我明天就要沿途查看工程并且顺道回开封了。你别介意我发作了你那么多,你办事还是认真的。你的毛病是必须要我推一推,你才动一动,还总想着让省给你多拨点钱来。告诉你,洛阳的商贾富甲天下,这里挂着千顷牌的绅商富户多得很,你要从他们身上打主意。省里的银子也不是我田文镜的,一条黄河要化多少钱,你想都想不出来。这些富户们又个个都是铁公鸡,你得学会用‘钢钳子’来拔毛!不要手软,没有国家安宁,他们发的什么财?”

  李绂听了这话,身上直长汗毛。好嘛,谁富就用钢钳子拔毛,那不成了劫贼了吗?但他也知道,田文镜的这番话是雍正皇上说过的。你要是不同意,就得和皇上说去。听说田文镜明天就要走,他倒真地想和他谈谈。便说:“文镜兄,我们俩借个地方说说话行吗?”说着将手一让,二人便离开了天津桥,来到河边一处空地上。看着两岸上冻得发实的冰雪,两人都没有急于开口。过了好久,李绂才突然问:“田兄,你一心要作一代名臣,这,也太辛苦了。”

  “不,你只说对了一半。我一半心思要当名臣,另一半心思,却是要报答皇恩。”田文镜的眼光看着远处,像是有说不尽的心事。

  李绂承认,田文镜说的确实是心里话。在雍正登基之前,田文镜干过二十年的穷京官,就是那么大点儿的“六品官”还是熬资格熬出来的。可自雍正元年他去西宁宣旨,回来又擅自清查山西藩库,一举扳倒了“天下第一巡抚”诺敏以来,这几年,他升得多快呀,居然成了坐镇一方的诸侯!他的成就,全靠了雍正的撑腰,他除了累死,也再报不完皇上的恩情了。李绂深有感慨地说:“文镜兄,我有一言如骨鲠在喉,想劝劝文镜兄。”

  “哦?你说吧。”

  “请你待读书人和缙绅们好一点,因为这是国家元气所在呀。”

  田文镜脸上变了颜色:“当然,他们是国家元气,可元气太旺了,就会成了阳盛阴衰。我拔他们的毛,是为了天下,对他们也是有利而无害的。前车之鉴可怕得很哪!你看这洛阳,本是前明福王的藩地,洛阳近处早熟之田,全是他这个酒肉王爷的。可他却舍不得拿出少许来赈济百姓,奖励将士。到了城破家亡之时,堆积如山的金银,全都变成了李自成的军饷!你要是看看福王画的画,再读读他写的诗,那个漂亮,怎么说也得认他是第一流的文人!”

  李绂尽量按住心头的火气,平静地说:“我没有说让你不要读书人,可是你应该知道,读书人把面子看得重于生命啊。邓州有个裴晓易,是做过两年知府的人,也是大清出了名的清官。他死后,只剩下孤儿寡母五口人,可也被撵到河上修桥做工。她是封过诰命的人,忍不下这样的羞辱,所以就自尽了。熙朝时还没有养廉银,裴晓易也没拿过你这每年五千两的银子。文镜兄,你这样做太寒了读书人的心哪!”

  田文镜一边思忖一边说:“裴王氏自尽的事我已知道了,还上报了皇上。皇上朱批谕旨里说,要加意抚孤。但这样的事情,从来是没有万全的。读书人作官是为了天下社稷,不是为了谋私利,他们出几次官差,也算不上什么丢人事。但士人乡宦们不出官差,时日久了,后患不可胜言!”

  “其实我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的折子我拜读了,我觉得你这是杞人忧天。”

  “你的折子我也拜读了,四平八稳,没什么新鲜内容。如今朝野上下,参劾我的人多了,我看不到一件是有分量的。”

  李绂恳切地说:“揠苗助长,恐怕要事与愿违。”

  田文镜寸步不让:“琴瑟不调,当然要改弦更张。”

  话说到这里,俩人同时停住了。原来他们在斗嘴中间,竟无意间说出了一幅对联。一愣之下,他们同时放声大笑了起来。

  在远处看着他们说话的罗镇邦瞧见了这里的情景,对田文镜的师爷钱度说:“都说田李二人势同水火,我看,他们谈得满投机嘛。”

  钱度却笑着说:“他们这些大官们,从来都是这样的。哭未必是悲,笑也未必是喜,他们只在大事上才动真情哪。就像我们这位,”他用嘴指指田文镜说,“你在他跟前龇龇牙,他就把你轰出书房,可过不了一会儿,他还照样和颜悦色的和你说话。”

  罗镇邦悄声地对钱度说:“哎,老兄,在下有一事想请您帮个忙。陕州的金寡妇一案,你是知道的。她是被人逼得没办法,才吊死在蔡家门口的呀!这案子明明是有冤情,但只因她男人是位学子,就被田制台驳回来了。洛阳的秀才们群情汹汹,都吵着要上京里打官司,这可怎么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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