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毛泽东传

作者:现代文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整个大陆。实现全国统一,已是指日可待。毛泽东把注意的重点逐渐从军事战线移到经济战线。此时他最关心的是国民经济能否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极度严重的经济困难能否尽快渡过。这是关系新生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的根本问题。

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分歧和矛盾,经过一段和缓的时期以后,进到一九六二年底,又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这一点,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地指出来了。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他把话说得很重:“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①

  一九六二年十月,

  雍正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咳,这个不懂事的史贻直,朕可拿他怎么办才好呢?他的话于情于理都没有什么错,杀了他实在是太可惜了;可是,不杀他又怎么对年羹尧说呢……”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正面临着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和全面萎缩的严峻形势。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更使得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一九四九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百分之七十,轻工业下降百分之三十,农业大约下降百分之二十五,粮食总产量仅为二千二百五十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二十七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

  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和美国一度剑拔弩张,搞得十分紧张。但在这场危机过后,很快就迁怒于中国。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原则立场。这个讲话,成了苏联指挥一些党对中共发起新一轮围攻的信号。

  雍正皇上在发愁。因为他拿不定主意,要怎样才能既稳住年羹尧,又不伤了史贻直。方苞也是一直在想着这件事,见皇上如此,他笑了笑说:“皇上,臣有一法,可助皇上决疑。”

  这种经济萎缩,在全国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败逃前的大规模掠夺和劫运,这些地区的资金和物资严重匮乏,大批民族资本企业到了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地步。在大工业城市上海,刚解放时,全市煤的存量只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的消费。全市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相对景气的棉纺织业,每星期也只能开工三个昼夜。②

  这里所说的中印边境冲突,是指一九六二年十月在中印边境的东段和西段,中印之间所发生的军事冲突。从这年八月以来,中印边境紧张局势就逐步发展。为了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中国政府再三提议两国尽快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却遭到印度政府拒绝。十月十七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进行猛烈炮击。

  雍正忙说:“方先生请讲!”

  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收下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由于物价暴涨,更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在新中国成立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却连续出现多次大的物价波动。每一次物价波动,都是由金融投机资本比较集中的上海等大城市领头带起来的。在上海物价暴涨时,出现了商店拒收人民币的情况,有些人兴高采烈,以为共产党的势力将随着人民币的消失而被挤出大上海。

  十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集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毛泽东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下决心进行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过程时说:“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嘛,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①

  方苞闪着他那黑豆一样的小眼睛说:“皇上,臣这法子很简单:事出意外,凭天而决!”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同在经济上遇到的严重困难,形成强烈对比。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在观望,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十月二十日晨,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还击。从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九日,东段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全部领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印军。这是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

  “方先生,请道其详。”

  面对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把平抑物价作为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的中心环节,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毛泽东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有理财之能的陈云。一九四九年七月,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一成立,便立即投入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战斗。

  在反击战开始以后,中国政府仍然为和平解决争端作最大的努力。十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以前,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②并将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当天,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了中方的建议。十一月四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呼吁重开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不予置理,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进行军事动员。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又一次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

  “皇上,史贻直不是说过:想要天下雨,就必须斩掉年羹尧吗?我们就把他索性看作是为祈雨而来的。皇上可以下令,让他在午门前跪地求雨。天若下雨,奸臣就不是年羹尧;天要不下雨呢,年羹尧就‘不是奸臣’!据臣估计,今晚的这件事,断然瞒不过年羹尧。这样,就等于是替年羹尧出了气,白了冤。他年大将军再刁,还能说什么呢?”

  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以上海为主。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在上海刚解放不久,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市军管会曾采取断然措施,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银元之战”③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边防军发起了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从十一月十六日起到二十一日结束,在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

  雍正听得迷糊了,他在心里盘算着:下雨,奸臣不是年某;不下雨,年就不是奸臣?嘿,方苞这弯弯绕可真绝!可他又突然问道:“这……那,史贻直又该怎么办?你能说,明天就一定会下雨吗?万一不下雨,杀不杀他呢?”

  “银元之战”以后,人民币的地位得到巩固,但是上海以至全国的物价并没有停止上扬的势头。在“银元之战”中受到打击的上海投机资本不甘心失败,很快转向粮食、棉纱和煤炭市场,利用物资极其匮乏的机会,大做投机生意,引发又一次全国性涨价狂潮。从七月底到十月中旬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上海物价平均指数上涨了一点五倍,北京、天津等城市上涨一点八倍。④有些人发出狂言,说:“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集周恩来等开会。随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班纳吉,向他表示:中印两国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向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周恩来还表示,可以去德里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方苞笑了:“皇上,据臣推测,明日天将有雨。不管这雨会不会下,反正年羹尧就没有理由再说什么。史贻直的罪名,了不起也只是个‘君前狂言’。而君前狂言是没有死罪的,交到部里依律议处也就是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果断决定,以上海为主战场,打一场平抑物价的“歼灭战”。就在投机资本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的时候,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大批粮食、棉纱、煤炭从全国各地紧急调往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物价上涨最猛的那天,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一起动手,双管齐下,一方面敞开抛售紧俏物资,使暴涨的物价迅速下跌;另一方面收紧银根,征收税款。这样一来,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囤积物资贬值,两头失踏,纷纷破产。到十二月十日,“米粮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上海一位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在事后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压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同一天下午,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十八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③”他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

  雍正下意识地走到殿门口向外观望,只见蓝天如洗,星光璀灿,哪里有一点儿将要下雨的样子?他无可奈何地走回来说:“唉,多好的人哪……看来,也只好这样办了。”

  经过“银元之战”和“米粮之战”两次交锋,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财能力有所认识,开始认真考虑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

  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的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

  在一旁的张廷玉急了,方苞这番话简直是儿戏嘛!而且这样说法,也不像个儒学大家的样子呀!他抬起头来刚说了一句:“方先生,您这话,分明是方外术士说……”话没说完,他的眼一黑就一头栽了下去……

  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采取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重大步骤,改变战争年代分散管理、各自为政的财政体制,由中央人民政府统筹全国的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做到统一计划,令行禁止。这一措施,有效地巩固了平抑物价的成果,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势头。到一九五0年三月,全国的物价就完全稳住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留下的通货膨胀的严重后遗症完全消除。饱受几十年恶性通货膨胀之苦的中国老百姓,终于过上了物价稳定的安心日子。

  十一月二十一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还宣布: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责任。④

  满大殿的人全都大吃一惊。雍正吓得倒退了两步,心慌意乱地大叫:“快,传太医!”

  在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的斗争中,陈云表现出很高的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毛泽东十分称赞。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陈云同志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⑤

  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四月二日,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共计三千二百一十三人。

  早就进来的刘墨林上前一步说:“皇上,臣略通医道,愿替皇上分忧。”

  毛泽东还高度评价这两场斗争的胜利,认为它们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印边境局势得到了控制,对中印边界局势的长期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说着,他竟自走上前去,翻看了一下张廷玉的眼皮,又把着脉沉思了好久。雍正急了,问他:“廷玉他……他这是怎么了?你快说呀!”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实现了,取得出乎人们意料的胜利,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但是,恢复国民经济从哪里入手?采取什么步骤?实行什么方针?大约要用多长时间?这些问题,必须先有一个全盘的考虑,有一个明晰的思路,来作出明确的回答。毛泽东正是这样做了。

  一九六二年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赫鲁晓夫十二月十二日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国进行不公正的指责。

  刘墨林摇摇头说:“此事如果不是臣亲眼所见,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在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起人民政权,并且根本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一九六二年冬,一些欧洲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首先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召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由此拉开了在一些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调门越来越高,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

  雍正火了:“刘墨林,你想让朕和你猜谜玩儿吗?”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为争取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完成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他估计,要完成这三项工作,必须准备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

  “皇上,张相他没病……他是饿昏了……”

  毛泽东写道:

  第一篇答辩文章,是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篇社论原先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毛泽东看了,觉得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这个标题。毛泽东是十二月十四日凌晨修改这篇社论的,当时他正在杭州。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⑤

  雍正皱着眉头训斥:“胡说八道。朕今天两次亲自赐膳给他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⑥

  从这篇社论起,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团结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太监高无庸上前禀道:“皇上,这事儿奴才知道。皇上两次赐膳,都是奴才侍候的。但找张相的人太多了,他又急着要过来侍候主子,兴许他……他没来得及吃……”

  毛泽东写这段话的时候,全国还没有解放,共和国还没有成立,其中所讲的内容虽然是就一些地区而言的,但它具有普遍意义,同样适用于整个国家。

  十二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十二月二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总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决定给予还击。

  众人的吵吵声惊醒了张廷玉。他睁开眼来看着大家问:“你们,这是怎么了……皇上,臣不过是一时头晕,不想竟惊了驾。”

  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四月中旬,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一个被称为“四面八方”的重要经济政策,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⑦这实际上是整个经济恢复时期的指导方针。

  在十二月四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十二月二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

  两个太监忙上前来将他搀扶起来,他又强作笑容说,“我们张家遵从圣祖训示,要惜福少食摄养。想不到臣今天竟然闹出了这个笑话……”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当时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陶鲁笳等人谈话的时候,对“四面八方”政策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

  他在传达中还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⑥

  他说得似乎轻描淡写,可是雍正却哪里笑得出来,他一迭连声地叫着:“快,传膳!你们都没听见吗?朕叫你们去传膳哪!”

  “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这段时间,毛泽东一直在外地。面对苏共等兄弟党的围攻,处于精神亢奋之中的毛泽东,十二月二十二日,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方苞连忙说:“皇上,御膳太油腻,廷玉怕未必克化得了。”

  关于劳资两利,许多同志只注意到其中的一方,而不注意另一方。你们看二中全会决议中讲到我们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目前的侧重点,不在于限制而在于联合自由资产阶级。那种怕和资本家来往的思想是不对的。如果劳资双方不是两利而是一利,那就是不利。为什么呢?只有劳利而资不利,工厂就要关门;如果只有资利而劳不利,就不能发展生产。公私兼顾也是如此,只能兼顾,不能偏顾,偏顾的结果就是不顾,不顾的结果就要垮台。四个方面的关系中,公私关系、劳资关系是最基本的。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要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不这样就不行。新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现在他们要求发展生产,是适合我们需要的。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刘墨林上前一步说:“皇上,只要一杯奶子就行,参加点冰糖,有现成的点心更好。御膳虽是美味,可张相是万万吃不得的。”

  ‘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再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在工厂开展生产运动,不单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也发动起来。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顾,只顾公的方面,不顾私的方面,就要垮台。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雍正一回头,见高无庸正津律有味地在一旁听着,他大喝一声:“你愣什么,还不快去办!”

  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要注意到,我们现在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就是这三个反动势力的代表。全国胜利以后,还要集中力量对付帝国主义。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张廷玉大口地喝着奶子,又吃了两块宫点,气色缓了过来。他擦着额角上的虚汗说:“臣从来也不敢在圣上面前放肆的,想不到今天竟然出了丑。万岁,臣已经好了,请接着议事吧。”

  当然,在实行‘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时,对投机商业不加限制是不对的。应当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限制不是打击,而是要慢慢引导他们走上正当的途径。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都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有资本家是不行的。”⑧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雍正心疼地说:“不议了,不议了。今天已经太晚,况且你这样子,又怎么能撑得了啊!”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关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总体设想,即“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十二月二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个设想。他说:“我们的情况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估计明年要比今年好。在三年五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事业可以完全恢复;在十年八年的时间内,我们的经济就可以得到巨大的发展。”⑨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和观察,毛泽东对恢复经济的时间觉得确有把握了。到一九五一年二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便把这个设想明白地概括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被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为我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这里所说的“三年准备”,就是用三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

  这首诗是毛泽东默写的,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且”写为“犹”;第七句中的“瑟”写为“飒”,“畔”字写为“下”。

  张廷玉连忙说:“皇上关爱,臣已心领了。但按皇上原来的打算,今晚还要召见杨名时和孙嘉淦的。他们俩现在都退出去了,只剩下刘墨林一人,怎能再推后一日?臣身子能支持得住,还是依照皇上平日说的那样:今日事,今日毕最好。”

  一九五0年是恢复国民经济的第一年。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一年国家财政收支怎么安排。毛泽东着重抓了这件事,指定陈云、薄一波、李富春、饶漱石、邓子恢拟定预算草案。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生日。他在这一天写下了《七律·冬云》:

  雍正略一思忖,觉得刘墨林的事,也实在不能再拖了,便说:“那好吧。高无庸,你去传几碗参汤来给众位大人。刘墨林,天这么晚了,廷玉身子又不好,你知道朕为什么要传你进来吗?”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出国访苏前,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修改通过了一九五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和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草案。第二天,又主持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这两项草案。会议指定周恩来、陈云、黄炎培、薄一波、马寅初、施复亮、章乃器等对概算草案作进一步修改。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刘墨林正等着这一问呢:“回皇上,臣知道。臣今天在八爷府上作践了徐骏,也得罪了八爷。万岁一定是听了八爷的话,也一定是要处分臣。这事臣自己没什么可说,因为臣是故意这样做的,臣也甘愿伏罪。”

  编制一九五0年预算,遇到两大难题,一个是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一个是军费开支问题。这些都是带全局性的大事,而对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新中国来说,又是两项十分沉重的负担。

  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

  在场的人原来以为,皇上问话后,刘墨林一定要说“臣不知”的,哪知他却大包大揽地承担下来了。他的话引得大家全都笑了起来,雍正也说:“你刘墨林伶俐得也忒过头了吧?你怎么知道,朕要办你的罪呢?徐骏是个浮浪的纨绔子弟,他有点仗了你八爷的势力;而你哪,也是个放荡不羁的无行文人,心里头还恃了朕的宠。朕说句不偏不倚的话,你们俩都够受了!既然八爷已经教训了你,你也知道了自己的错,朕就不再给你处分了。”

  怎么办?出路何在?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表了他的意见。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刘墨林叩头说:“臣谢主子的宽仁厚德。臣还想多说一句:徐骏确实是个衣冠禽兽、斯文败类!今天我当面唾了他,这是真的,但八爷面前臣却没有失礼。徐骏是翰林院的人,不是八爷跟前的奴才,八爷这个偏架拉得毫无道理。臣虽然放荡无羁,却没有一点恃宠骄人的意思,臣只是咽不下这口气。”

  关于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包下来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些旧人员能不能不管他们呢?人家不走,拥护我们,不管他们要骂人,只好收。不收比收要差些。不收他们还是要吃饭,没有办法的时候就会去抢或偷,用破坏的方法。这比四千斤小米(指政府当时养活一个人所需的费用。——引者注)的代价就要多。要把这些人包下来,管他们吃饭。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你咽不下也得给朕咽了!”雍正平静地说,“苏舜卿的事,朕心里是有数的。你为了一个女人就和人呕气,朕很不取你这一条。回头你去见见你十三爷,在他那里领些银子,好好发送一下苏舜卿也就是了。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你读了那么多的书,难道连这个道理也不知道吗?”

  无论国家财政怎样困难,也要把旧人员包下来,这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已经确定下来、在建国后又一再重申的一项重要政策。十一月二日,针对一些地方对这个政策执行不力的情况,毛泽东又重申:“关于新华社九月十六日《六评白皮书》社论⑩中所称对待旧人员的原则及办法,中央曾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有了指示,全国各地党的组织、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政府必须一律遵照执行,必须避免过去北京、上海、南京等处粗鲁地、不负责任地遣散大批旧人员(北京万余人,沪宁二万余人)的错误,不要重犯。”⑾十二月二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人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采取负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是对人民有利的。”⑿

  这首诗在后来发表时,毛泽东把“高天滚滚寒流泄”改成了“高天滚滚寒流急”。

  雍正说到这里,突然停下了口。心想,劝人容易劝自己难啊。因为他从自己刚才的话里,又突发连想:那个被允禵带到进化去的丫头,现在还好吗?想着,想着的,竟觉得心里有些隐痛。他连忙换了话题,“今天叫你进来,不是为了你的私事。朕意要放你去当个外任官,你觉得怎样啊?”

  把旧人员包下来,是人民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一项富有远见的措施。它在财政上带来的负担和压力是巨大的,为此大约每年要多付出相当于一百二十亿斤小米的开支。但在政治上,它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凝聚力,使天下大定,人心归一。

  十二月二十九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稿《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毛泽东审定。他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比上一篇⑦困难得多。经过多次修改,搞成这个样子。今天下午,将在少奇同志处讨论定稿。少奇同志意见,以在年底(卅一日)以前发表较好。请你看看,是否能用。最好在明(卅)日下午前给予指示。文章题目原想用‘驳陶里亚蒂’。因‘驳’字在外文中有‘反对’的意思,故未采用。”⑧

  刘墨林打了个愣怔:“臣是皇上的臣子,臣也决心以身许国。不管做京官、当外任,还不都是一样?既然皇上问到了臣,臣就说说心里话。早先,臣也和别人一样,进了翰林院就巴望着能放个学差,收门生,熬资格。自从读了皇上写的《朋党论》后,才知道这些想法都只是为自己,而不是为社稷。今天万岁既然说了,臣就请万岁给臣一个中等郡。臣敢向万岁作保,管教它三年一小治,五年一大治。臣愿为皇上作一方良牧!”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8页。

  毛泽东收到社论稿,连夜看完,三十日凌晨二时写批语给邓小平,说:“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⑨

  雍正灿然一笑说:“那当然很好。可是,朕知道你的能力,并不是一郡一县可以局限的。朕想让你还回到西宁去作些事情,嗯……就当个参议道台吧,你愿意不愿意?”

  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71页。

  一九六二年的最后一天,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二篇答辩文章。《红旗》杂志也在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刊登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作为第三篇答辩文章。后一篇文章,毛泽东也看过,没有修改,说文章写得很好。

  “嗯?你怎么不说话?”

  ③“银元之战”,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金融投机分子掀起了一次银元涨价风,每枚银元的黑市价格,从人民币的600多元上涨到1800多元,带动了整个物价上涨。6月10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查封了证券大楼,平息了这场银元涨价风。

  这两篇社论,各有侧重。前一篇,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和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等。后一篇,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过时。这两篇合在一起,都是对在几个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对中共的种种攻击的一种反击。这些文章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余地,就是没有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名。

  “臣不敢不奉诏,但臣也不敢说假话。臣不愿意去!”

  ④转引自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1949年11月13日。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以下一些内容。

  “哦?你说说看,为什么呢?”雍正的口气,像是在和他商量。

  ⑤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92页。

  他说:“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现在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

  刘墨林却连连叩头说:“回皇上。年大将军刚严可畏,臣侍候不来!”

  ⑥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的《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社论时加写的话,1949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15页。

  在谈到当前的论战时,他说:“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还说:“陶里亚蒂也作了一些好事。”⑩

  此言一出,殿上众臣都是一惊。张廷玉出面劝他:“你怎么会这样想呢?皇上是叫你当西宁参议道,你主管的是为年、岳两部征调粮饷,调停西宁各驻军间的争端。你并不受谁的节制,有了事,可以直报上书房嘛。”

  ⑦转引自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4月18日。

  ①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线情况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3年2月19日。

  雍正接过话头说:“不,直报朕!”他向邢年一招手,邢年快步上前,手里捧着一个黄色的小匣子,匣子上面还放着两把钥匙。雍正自取了一把交给邢年说:“你替朕收好。”邢年便转手把那个黄匣子又捧给了刘墨林。刘墨林双手接过来,觉得它沉甸甸的。一看,这黄匣子上还包着镀金的黄铜页子,而那钥匙却是犬牙交错,打造得十分精致。很显然,这匣子上装的是一个特制的锁。哦,这一定就是自己久已闻名。却一次也没见到过的密折奏事匣子了!

  ⑧陶鲁笳在中共太行区委会议上的传达记录,1949年5月3日。见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28、129页。

  ②这里所说的“实际控制线”,是指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边界全线的实际控制线。

  雍正含着微笑看着刘墨林那既吃惊、又好奇的样子,觉得很是有趣:“知道吗?这匣子是圣祖皇帝的一大发明,古无先例!下边有人说,朕的耳目灵通和从不受人欺哄,靠的是要粘竿处的人去听墙角,真是错得糊涂!他哪里知道,朕靠的就是这个小小的黄匣子。这匣子的用处大得很哪!上自总督巡抚,下到州县小官,只要有了这黄匣子,就可以与朕直接通话。就像是家人之间通信一样,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说对了,没有任何奖赏;说的不对,也没有任何处分。不管是什么事,凡是你自己拿不准的,全都可以写成密折来给朕看。朕收了你递进来的黄匣子,有空就看,随时批复,但又不是正式公文。平常时候你呈进的奏折,是递到张廷玉那里的。可一到他手里,就变成了‘公事’,而只能秉公处置了。这就是‘明’和‘密’的区别,你听明白了吗?”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③毛泽东对《参考资料》的批语,手稿,1962年11月19日。

  马齐笑着对刘墨林说:“刘探花,你别看我们每天都能见到万岁,可我们却没有这个荣幸啊!别傻盯着看了,这是异数,还不赶快谢恩!”

  ⑩即《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509-1516页。

  ④见1962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雍正的目光盯着远处,一字一板地说:“是啊,是啊,这确实是个异数,可惜并不是人人都知道感恩。有的人受到朕恩赏的密折专奏之权后,随便拿出黄匣子给外人看,为的是卖弄专宠;有的人则把朕的朱批,当作奇闻泄露出去。这两种人,朕是不能给他们好脸的。还有一种人,就是穆香阿那样的。他寄来的密折,全都是在拍年羹尧的马屁,读起来让人肉麻!哦,刚才马齐还说他可以当九门提督,真是可笑之极!”

  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旧人员处理问题的电报,1949年11月2日。

  ⑤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14日。

  马齐连忙起身谢罪说:“臣妄言了,请皇上恕罪!”

  ⑿《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12月4日。

  “朕知道,你是无心的嘛。朕不过是顺着话音,叮嘱你几句罢了。”雍正示意叫马齐坐下,这才又说,“刘墨林,你现在有了密折专奏之权,就要勤着奏报朕最关心的事。大至督抚将帅,小到茶肆耳语,以至秦楼楚馆的轶闻趣事,士大夫的往来过从等等,等等。总之,凡是有关朝政阙失,世道人心的各种事情,都可放胆奏来,没有什么忌讳。还有,诸如年岁丰欠、旱涝阴暗的……只管奏……”

  关于军费开支问题,毛泽东说:在现在的预算中,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个预算没有满足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要求,但是军政费用再要减少就不行了。又说:要让大家知道,部队的生活特别苦,有的部队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⑦指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说到旱涝阴晴,雍正突然想到了史贻直,他心里猛地一阵抽搐。过了好久才又说:“今天实在是晚了,朕也没了精神。刘墨林你明天先见见张廷玉,然后就到年羹尧那里陪着他。记着:事事都要听年羹尧的调度;可事事也都要向朕密报!”

  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军队要逐步转向生产建设。准备到一九五一年,军队和政府可以有三百万人转入生产。“飞鸟尽,良弓变”,我们是变为搞生产,而不是“良弓藏”。①

  ⑧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12月29日11时。

  刘墨林今天脑子都转不过圈来了。苏舜卿死了,他悲;受了八爷的羞辱,他气;升了官,他喜;与年羹尧打交道,他忧;皇上赐给他密折专奏之权,他又惊又疑。心里像是翻倒了五味瓶,什么滋味全都有了。他跪倒叩头说:“臣敢不遵从圣上明训。”

  全国政协会议后不久,十二月五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要“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⑨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2年12月30日2时。

  “夜深了,你们都散去了吧。”

  一九五0年,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在完成追歼残敌、平叛剿匪的作战任务后,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建设运动。新疆军区部队,有十万多官兵投入生产,发扬“南泥湾精神”,全年开垦荒地八十五万亩,粮食、蔬菜基本达到自给,给全军树立了一个榜样。

  ⑩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等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6日。

  众人都走了,可是,心事沉重的雍正皇帝,却辗转反侧,无法入睡。他几次起床到殿外看天,可是,天却为什么晴得这样的好……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一九五0年国家财政收支概算草案。

  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在这次谈话中,谈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他说: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不要革命。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①

  刘墨林料想张廷玉昨晚发了病,今天一定要迟起的。所以,他直到天色大亮,才喊了轿子,走向张廷玉的私邸。一路上,沸沸扬扬的街谈巷议,震人耳鼓:“哎,听说了吗,弹劾年大将军的那个史大人,已经被绑赴午门,午时三刻就要问斩了!”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这些谈话,反映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国际共运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嘿,你的消息晚了!我听说,今天年大将军要亲自出这趟‘红差’哪!”

  关于当前国家财政状况,毛泽东用了三句话来概括:“有困难的,有办法的,有希望的。”他说:“我们的财政情况是有困难的,我们必须要向人民说明我们的困难所在,不要隐瞒这种困难。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确实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既然有办法克服困难,我们的事业就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②

  毛泽东在离开杭州之前,一月八日,作了一首大气磅礴的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②:

  刘墨林听了这些议论,觉得十分好笑。“午门问斩”是前明常见的事,大清开国以来已经废止了。只是在康熙初年平定吴三桂叛乱时,有过那么一次。那是因为要表示对吴三桂大张挞伐的决心,康熙皇上亲登五凤楼,并在午门下令斩了吴三桂的大儿子吴应雄的。史贻直这么点儿小事,哪用得着大动干戈呀?再说,就是杀人,也用不着年羹尧亲自动手啊!他正在想着,轿子已到了张相门前,刚要递上名刺,哪知,门官却笑了:“哟,刘大人,我们张相爷四更起身,五鼓上朝,这已是几十年不变的老规矩了,您还不知道吗?张相离家时交代过了,说请您老到上书房里见面。”

  这三句话,简明有力,如实地反映了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同时又指出了光明的前途,给人们以希望,在人民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动员千百万群众投入到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伟大斗争中去的精神力量。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欲学鲲鹏无大翼,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千万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革命精神翻四海,工农踊跃抽长戟。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刘墨林不住赞叹:啊,怪不得张廷玉的圣眷那么好。敢情,他勤劳王事都到了这个份上了!昨天晚上,他睡得那么晚,今天他照样还是起得这么早。换了别人,不,假如换了自己,能这样勤奋事主吗?

  这时,毛泽东最关注的两大国内问题,一个是土地改革工作,一个是财政经济工作。他在离京赴苏的前两天,十二月四日,专门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两个问题。毛泽东是带着许多问题去访问苏联的,其中就包括这两个问题。

  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要求非常严格。在他生前,几乎没有一首是不经过修改(有的经过多次修改)就公开发表的。这首词也不例外。发表时,将“欲学鲲鹏无大翼”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千万事”改为“多少事”;“革命精神翻四海”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工农踊跃抽长戟”改为“五洲震荡风雷激”。题目改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大轿抬起后,刘墨林又特别嘱咐,要绕道午门,他想去看看史贻直。大家同朝为官,史贻直遭了事,自己应该有所表示才对。

  一九五0年三月四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四月,全国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货币收支接近平衡,国家手里掌握了比较充裕的物资。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工作进行中,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收偏重,致使许多民族资本工商业和个体工商业发生严重的资金困难。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不论是书写古人诗作,还是他自己创作的诗词,都表现出一种豪迈气势和博大胸怀。

  可是,来到午门前,刘墨林又犯了踌躇:自己马上就要到年羹尧手下当参议,不早不晚地来掺和史贻直的事,岂不要犯了年大将军的忌讳?他在午门前远远望去,只见史贻直已经被摘了顶戴,直挺挺地跪在午门旁的侍卫房门口。五月的太阳,火辣辣地挂在万里无云的晴空。骄阳在施展着它的威风,把整个北京城全都烤得像火炉一般。史贻直却昂首挺胸,笔直地跪在那里,好像心里充满了对上天的虔诚,而并没有丝毫的怯懦。他的梗直无畏,更增加了刘墨林对他的敬意。

  一九五0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总的情况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又重于其他城市。在上海,大米和棉纱批发市场交易额,四月份比一月份分别下降百分之八十三和百分之四十七。到四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有一千多家,停业的商店两千多个,失业工人在二十万以上。全国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中,半停业的商店近万个。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万人。当时的上海,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不断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打警察、请愿等现象。民主人士慨叹人心丧失,工商业者惶惶不安。这种状况,当时在上海被称作“四月危机”。

  苏联共产党对中共的围攻继续升温。一月七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随后,在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就在这时,老太监邢年走到史贻直的面前说:“有旨!”

  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又是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而上海私人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公私之间所出现的矛盾,又显得更为突出。因此,毛泽东十分注意上海的动向。

  在这种情况下,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决定,先由出席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在会上致词,强调我们反对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并由写作班子起草第四篇答辩文章,这就是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史贻直以头碰地:“臣,史贻直聆听圣训。”

  三月中旬至四月初,毛泽东接连三次收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电报,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和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倾向。在三月十二日的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三、四、五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三月二十四日的第二份电报里,详细反映了上海工商界对改进税收等的具体意见。四月四日的第三份电报又反映:“三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共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一月二十五日晚,审阅了这篇社论稿,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二十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③

  “皇上问你,你这次无端攻讦年羹尧,有没有串连预谋的事?”

  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面前: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困难问题。用陈云的话来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③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毛泽东认为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行土地改革以恢复农业,调整公私关系以恢复工业,整顿干部以执行政策。

  这篇社论点出了一些严肃的原则问题:要什么样的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还是在别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社论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二十二大开始的。

  “没有!”

  从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这时,双方都想缓和一下。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毛泽东很重视这封来信。二月二十三日晚,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然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毛泽东正患感冒,是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会见的。

  “那为什么孙嘉淦要出面保你,他说的又和你的话一模一样?”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他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倾向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是一个大党,策略上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现在胜利了,要巩固胜利,更要注意,要反对‘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④

  毛泽东对契尔沃年科说,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天晚上八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还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反映,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乱的意见。他经过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四月十二日,他便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嘱咐叶子龙⑤立即送毛泽东阅。从保存下来的这份档案来看,毛泽东读得非常仔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了大段大段的批语。这些批语主要是针对那种打击民族资产阶级、要挤垮私营资本的“左”倾的思想的。

  他接着说:“有一点不满意的,是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停止论战,同时又自己论战,公开批评中国党。最近,你们批评中国党的文章四篇,赫鲁晓夫就有两篇,还有两篇是《真理报》编辑部文章。我们从二十号起登你们的这些文章,今天就登完了,使我们的人民都知道你们的观点。”

  发言记录稿中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的批语是:“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他说:“中国古书上有两句话:‘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对其他四十几国党对我们的评论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们可以骂人,我们可以回骂。所谓骂者,就是评论。骂来骂去,中间总要停一下嘛。所以我赞成休战。并且现在有一些党批评我们,我们不准备马上回答,挂一笔账,这个账就是登在我们的报纸上,我们保留回答的权利。但是现在我们不回答,也许一两年也不回答,什么时候回答看情况再定。我们现在准备发表两篇文章,不是批评你们的,是批评法国、意大利的。”

  在发言记录稿中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地方,毛泽东的批语是:“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针对苏共中央来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毛泽东质问: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四十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外一个共产党?他说:“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他(指在座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我们去年四月七日回你们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五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毛泽东说:“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四十三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四十三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发言记录稿中提出,“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毛泽东的批语是:“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毛泽东还写道:“除盐外,应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二十六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八十一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一九五七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④

  发言记录稿中还说到,我们的政策,是要与资产阶级“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毛泽东在旁边粗粗地画了一道杠,写了一句话:“完全错误的说法。”⑥

  当时正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二月十一日开始的,二十八日结束,主要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一九六三年的经济计划等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国际反修斗争问题。

  毛泽东把他批阅的这份材料送给彭德怀、林彪、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薄一波、彭真、胡乔木以及发言者本人传阅,在信封上特地写上“即送”二字。

  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详细介绍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主要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他指出: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但是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再发表三篇文章给予反驳,随后争论可能要停止一个时期;当前的工作,是准备两党会谈,准备兄弟党国际会议。

  毛泽东的批语,涉及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对于纠正党内部分同志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有重大意义。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不断插话:

  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在多次会议上,继续强调要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刘少奇讲到,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是因为二十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使整个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并确定当前以调整工商业为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他说:“我们国家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这是很好的现象。但整个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有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和国家军政费用的大量节减,这些应当争取逐步实现,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时就可以出现根本的好转。今后几个月内政府财经领导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调整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以及公私企业各个部门的相互关系方面,极力克服无政府状态。”他再次提出必须认真执行《共同纲领》的各项规定,作为行动的准则,说:“《共同纲领》的规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必须充分实现,方有利于整个人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现在已经发生的在这方面的某些混乱思想,必须澄清。”⑦

  刘少奇讲到,现在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说,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从一九四九年七月底毛泽东提出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以来,经过八个多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作了新的调整,把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列为恢复国民经济的条件之一。这样,中国共产党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就有了一个更为明确和完善的指导方针。

  刘少奇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公开发表后,各界人士反映热烈,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当时,上海正要召开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毛泽东的讲话传来,与会代表“表示拥护,其悲观失望情绪可相对减少”。⑧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说,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毛泽东对上海这次会议极为重视。他要陈毅将会议情况随时电告,他则及时复电,作出指示。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⑤

  四月十五日,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那天,陈毅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这时,上海还处在“四月危机”中。电报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比较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从国际上的反修联系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不仅毛泽东、刘少奇这样想、这样做,中共其他领导人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过,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感到最紧迫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十六日立即复电:“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⑨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二月二十七日,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第五篇答辩文章,题目是《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如果说,前面的四篇文章,还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争论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把争论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给陈毅的另一复电中,再一次强调:“目前几个月确实应当用大力来做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维持生产与救济失业的艰巨工作。”⑩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会从五号算起,开了二十四天。平行作业,小平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二十三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1月29日。

  谈到国内的反映时,他说:我们的四篇文章,苏联又是四篇(赫鲁晓夫两篇,《真理报》社论两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4页。

  毛泽东说: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③《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91页。

  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⑥

  ④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03页。

  三月一日至四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

  ⑤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文章要分四天连载,就是毛泽东提议的,他认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⑦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毛泽东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9、50页。

  文章共八个部分,十一万字。二月三日最先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前三部分,文章题目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毛泽东看过,把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提一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⑧

  ⑦《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2页。

  毛泽东先修改的是引言部分。在“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⑨

  ⑧陈毅关于上海各界代表会议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1950年4月21日。

  二月十四日,陈伯达把毛泽东修改后的引言打出清样再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到:“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⑩

  ⑨毛泽东复陈毅电,手稿,1950年4月16日。

  ①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的谈话记录,1963年1月12日。

  ⑩毛泽东复陈毅电,手稿,1950年4月23日。

  ②郭沫若的词《满江红》发表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

  上海市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公私兼顾政策;改善劳资关系,照顾双方利益;适当减少税收;救济失业工人;开展自我批评,纠正工作中的缺点,等等。经过艰苦的工作,上海市终于渡过了“四月危机”。毛泽东收到陈毅的有关报告①后,感到十分欣慰,立即把它转发给华东以外的各中央局、分局以及北京、天津两市委的负责人,说:“上海打退四月危机的经验及目前采取的各项政策,是各地大城市党委值得研究的,请将此项报告转发各主要城市党委研究。”②

  ③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3年1月25日23时。

  上海的“四月危机”是渡过了,但经济困难依然存在,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工人失业。其他各城市也大体如此。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客观形势要求全党必须集中力量抓经济工作。

  ④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早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在离京赴苏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指出:“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并进行适当的宣传,使人民了解政策和情况。”③到苏联以后,又电示林彪:“整个中南六省的工作重心,已由军事转到经济与土改,希望你们于明年一月间成立中南军政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全区经济工作,并积极准备土改条件。”④从那时起,又过了五个月,毛泽东更深刻地感到党的各级主要负责人亲自抓经济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五月二十日给各中央局的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叮嘱说:“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⑤

  ⑤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报告的记录,1963年2月25日。

  经过三、四、五三个月各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充分讨论和准备,在中共高层领导中间,对于经济问题,情况明了,方针有了,认识也已基本取得一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于六月六日在北京开幕。

  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3年2月28日。

  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财经问题,所以毛泽东把他的主题报告(书面报告)定名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次全会又是总结性质的会议,总结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十五个月的工作。把经济问题作为中央全会的中心议题,这标志着全党工作重心,已由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二中全会的各项战略决策。

  ⑦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1次会议记录,1963年3月5日。

  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清晰而概括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基本形势,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

  ⑧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

  报告一开头先分析国际形势。毛泽东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

  ⑨同上。

  对国际形势如何估计,新的世界战争能不能打起来,始终是毛泽东考虑的第一位的问题。一九四九年夏刘少奇秘密访苏时,毛泽东曾委托他询问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访苏时,又当面问过斯大林。回国以后,在研究国内工作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仍然是这个问题。作为正在领导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能不这样考虑问题,因为这是作出一切重大决策的前提。毛泽东认为,战争还是和平,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对此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他没有排除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但更多地强调,在几年内世界战争打不起来,国民党反动派散布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对国际大背景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就可以恰当地规划国内的和平建设事业。

  ⑩毛泽东对《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修改稿,手稿,1963年2月15日。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新的世界战争问题的判断,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思考得出来的,被证明是正确的。当然,当时还没有料到会发生朝鲜战争那样的局部战争。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陈伯达:“请再打清样,送给我看。”①

  毛泽东的报告中最具有动员力量、并且长久地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就是关于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的阐述。对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来说,这个报告中别的内容或许忘了,不记得了,但是这三条总是不会忘记的。

  十五日下午,陈伯达将毛改稿的清样送来。毛泽东把第二部分的标题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次日早晨在写给陈伯达的批语里关切地问道:“以下各章改的情况如何?请打清样即送我看。”②

  他说:“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⑥

  十七日,陈伯达送来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着重剖析一种现象,就是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的人,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③”毛泽东对这场论战充满自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道理在手、以理服人的雄浑气势和魄力,这种气势和魄力加上犀利的笔锋、雄辩的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战中屡占上风。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尽管面临着许许多多困难,但它是一个充满朝气和希望的国家,具有巨大生命活力的国家,必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人们从毛泽东坚定而充满必胜信心的话里,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的。

  过了一天,毛泽东对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的小标题。并以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④”这样就更增强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震撼力和号召力。

  在七届三中全会第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对提交全会的书面报告作了说明。

  二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有的满意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⑤

  他说:巩固财经统一,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巩固物价稳定,这三个“巩固”必须巩固,决不能动摇。去年骂我的信很多,现在物价稳定,这是极大的胜利。毛泽东这个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有个别地方的高级领导人,因出现新的比较严重的经济困难,而对于统一财经、稳定物价有些动摇。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长篇文章,是自一九六0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来,最为系统也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赫鲁晓夫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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