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传,毛泽东传

作者:现代文学

成都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正式决定,乘船从长江顺流而下到汉口,在那里召开华东和中南各省市委书记会议。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省委书记同他一道去。同时还告田家英通知吴冷西一同游三峡,到武汉。,毛泽东决定取道长江三峡,也想对长江上游做一点实地考察。一九五三年初,他曾经由武汉出发,乘军舰考察过长江中下游,直到南京登岸。就是在那次视察中,他向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谈了综合治理长江的远景设想,首次提出要搞三峡工程。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他又听取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汇报,对赞成的和反对的两方面意见都作了认真考虑。在成都会议期间,他认真审阅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稿。意见稿在论述兴建三峡工程之必要与可能时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个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毛泽东在这后面加了一句话:“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修三峡水利工程,是毛泽东的夙愿,他是多么希望看到“高峡出平湖”的壮观景色,使三峡工程为民造福!他认为“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对待这个特大水利工程的上马,他慎重地考虑到当时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又认为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水利水电工程之一。从一九五七年算起,经过了四十多年的考察和反复论证,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的条件下,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

早在1936年,周恩来在陕北就接待过突破国民党的封锁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情况。抗战开始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在武汉、重庆、南京、上海广泛接触了外国使节、记者、学者、政界人士、国际友人和各种援华国际组织的代表,进行对外交涉和宣传工作。特别是在先与赫尔利后与马歇尔进行的复杂而尖锐的交涉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对外工作和斗争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而后的对外的战略策略思想和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新中国的外交,打下了初步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周恩来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他同毛泽东主席一起,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破除了旧中国100多年来的屈辱外交。
  “一五”期间,周恩来在外交上发挥了非凡的才干,富有创造性,富有朝气,富有特色。他坚持原则,从没有丝毫的摇摆,却又实事求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讲究策略的灵活性,有理、有利、有节,生动活泼。他为新中国的外交开创了一代新风,提出了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方针,成为出类拔萃的共产党的外交家。
  周恩来在坚持独立自主这个基本立场的同时,把推迟或制止世界大战、争取尽可能长时间的和平,作为自己在国际范围内的首要目标。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的胜利,美国在朝鲜战场上扩大战火遭到了遏止。1963年的时候,周恩来判断:世界大战推迟了。他还认为,如果新战争已经推迟,它也可能被制止的。他感到核大战不容易打。核武器越多的国家越怕打,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在增长,推迟大战的可能性也在增长,但有限战争即局部战争却不可能避免。
  他在外交工作的一切方面力争取和平而努力。
  1954年2月,苏联在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提议中国参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当时,朝鲜战争的炮火虽然已经停止,但是远东的紧张局势并没有真正缓和下来。美国没有放弃从朝鲜、印度支那、台湾三个方向威胁中国的部署,继续坚持它反对新中国的立场;而它的盟国却越来越有所顾虑,所以,英国和法国都倾向于同意苏联的提议。结果,美国被迫改变原来的反对态度,提议得到了通过。新中国与苏、美、英、法并列,作为五大国之一,第一次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
  4月1日,周恩来到莫斯科,就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等有夫问题,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大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范文同举行会议磋商。12日回到北京。19日,中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副外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晚上,周恩来同毛泽东、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商谈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这期间,周恩来嘱咐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加进一句反映他的基本态度的话:“我们不侵略别人,也坚决反对任何人的侵略行为,我们不威胁别人,也反对任何人的威胁行为;我们不干涉别人内政,也反对别人干涉任何人的内政;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但我们对任何武装侵略,决不会置之不理。”
  4月20日,他率领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经莫斯科,于24日抵达日内瓦。临出发前,周恩来召集代表团成员全体会议。他指出,任何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遵守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不得违反。
  周恩来为开好这次会议而殚精竭虑。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屋内的灯光常常从天黑亮到天明。睡觉起来,不是伏案疾书,就是阅读思考,同代表团成员商议问题。日内瓦是世界有名的风景区,号称“世界公园”。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找机会游览观光。中国代表团里,有人见周恩来工作太紧张,劝他出去散散步,他总是亲切地说,多做点工作吧。瑞士的报纸上曾赞扬说,中国的总理与众不同,休息日也不见他出来游览,真正是一心一意为会议。
  日内瓦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朝鲜问题,6月15日结束;第二阶段从6月16日开始,举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大会于7月21日结束。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历时51天。在最后一次会议之前的两星期,美国国务院已经指示美国代表团要使会议破裂。美国代表团采用说服和压制的手段,使其他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同意执行这个指示。当时的加拿大代表团副团长朗宁在20年后出版的书中说: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和建议完全可以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美国“完全是阻止达成和平解决”。由于美国代表团的多方破坏,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最后一次会上,美国代表纠集“联合国军”的国家抛出“十六国宣言”,妄图在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会议。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当机立断,作了即席发言,提出至少应该通过一项决议;决定今后将继续努力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他说:“中国代表团带着协商和和解的精神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如果我们今天提出的最后一个建议都被拒绝,我们将不能不表示最大的遗憾。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将对这一事实作出判断!”他的发言义正词严,合情合理,诚恳朴实而又充满义愤,很打动人。在他发言过程中,全场一片寂静。这一英明步骤显然出乎对方预料,使之陷于被动。比利时代表斯巴克急忙解释,说什么“十六国宣言”同周总理的建议精神是一致的。周恩来当即追问:既然一致,为什么不能十九国呢?斯巴克不得不表示赞成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立即提出无保留地支持比利时代表所附议的中国代表团的建议。这一来,对方阵脚大乱。美国代表声称,在请示政府以前不准备发表意见,不参加表决。南朝鲜代表说比利时不能代表十六国,至少不能代表南朝鲜。周恩来最后指出:美国这样的态度,“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且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事后,莫洛托夫祝贺周恩来的精彩发言便会议取得了大的成就。朝鲜同志说:中国同志使外交变成艺术。
  会议期间,印度总埋尼赫鲁邀请周恩来访问印度。毛泽东表示总理可以到印度走一趟,做做印度的工作。于是在休会期间的6月24日,周恩来冒着酷暑,访问了印度,以后还访问了缅甸,争取他们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赞同中国的立场。这两次访问中,发表了现在已经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关系问题谈判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提出来的,“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周恩来说:“两个大国之间,特别是像中印这样两个接壤的大国之间,一定会有某些问题。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这一次,他在访问印度和缅甸后分别发表的中印会谈联合声明和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都写上了这些原则,中印、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列宁在苏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面对资本主义包围的形势下,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但当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列宁没有提出和平共处的具体内容和完整条件。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列宁这一思想的重要发展。五条是互相联系、互为作用的一个整体。和平共处是目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前提,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维护主权、独立的必要条件,平等互利是经济关系的基础。正如周恩来说过的,只有“有了前四条才能实现和平共处”。这坚持和平、平等、正义的国际关系的五条,同以富压贫、以大欺小、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及具侵略扩张政策是针锋相对的。
  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证明:集团政治行不通,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人也行不通,唯一能够行得通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和平共处,世界才能稳定。35年后的1989年,邓小平思考说“用什么新东西可以代替过去的旧东西来处理国际政治关系呢?现在的国际政治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考虑,“是否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集团政治、霸权主义和其他组织形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印两国首先提出来的,具体地说是尼赫鲁和周恩来提出来的”。“这是最明确、最明智的,是政治关系的最高概括,不但在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也某种程度地体现在这五项原则之中。解决南北问题也应该依照五项原则。这样才真正是可以天下太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已越来越显现它的持久的广泛的生命力。
  日内瓦会议第二阶段的议题是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本来,印度支那问题远比朝鲜问题复杂,利害关系十分错综。但由于5月7日越南在战场上取得了奠边府大捷,形势大为改变。6月中,法国国内矛盾尖锐化,20日拉尼埃政府倒台。倾向于早日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一弗朗斯组阁。法国不想再完全听从美国,美国在会上很孤立,印支问题有了取得协议的可能。1954年6月15日,中、苏、越三国代表团商谈老挝、柬埔寨问题,为了使会谈取得进展井达成恢复印支和平的协议,周恩来在会上提议作出一些让步,来取得越南在划区问题上的补偿。苏、越表示同意。次日,周思来向英国外长艾登作了说明。23日,周恩来同法国新任总理孟戴斯一弗朗斯在伯尔尼会晤,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最后,与会各国达成了协议,规定了停止印度支那战争的具体办法,规定了解决印度支那政治问题的原则。7月21日,周恩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印度支那敌对行动的停止就要实现了。举世盼望的印度支那的和平就要恢复了。正如朝鲜一样,和平又一次战胜了战争。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继续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努力。”
  美国宣布不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把自己完全放在了孤立的地位。
  会后,越南胡志明主席发表文告说:“在日内瓦会议上,由于我国代表团的斗争,由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团的帮助,我们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法国政府承认了我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并且同意了从我们的土地上撤退法国武装部队,以及其他。”越南劳动党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对中国方面在“抗战中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南方面的“全面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参加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首次登上国际舞台。他本着学习的精神,以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气魄和胆略,积极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展了大量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和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揭露和击退了杜勒斯之流对会议的破坏,使会议取得了成果。有的西方报纸说,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消除了国外人们头脑中一个“好战的”中国的形象。周恩来的发言代表了亚洲人的声音。美国本想在日内瓦会议上孤立中国,但经过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出色工作和斗争,美国搞的一套不能得逞,反而使它自己陷于孤立。
  日内瓦会议开始时,中美双方的关系是十分紧张、尖锐对立的。经过日内瓦会议,架设了中、美官员双方接触的桥梁。会议期间,中美双方举行了四次会谈。这些会谈成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中美大使级会谈先是在日内瓦,后是在华沙举行,延续15年。这是周恩来主持下的新中国外交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独创,它使中美两个大国在互不承认的对立情况下,有一个沟通意见的渠道。所谓“两国互不承认,却有会谈关系,没有外交关系,却又互相派出大使进行长期会谈;双方还可以达成某种协议,即协议声明,创造了协议上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新写法。这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独树一帜的。这种创造性在当时起到了表明中国的立场、态度,并与美国进行直接斗争和交涉的作用”。例如,1962年蒋介石趁大陆遭受自然灾害,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战云密布。当时的关键,是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听到美国代表卡伯特说,他们将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这个情报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中国宣布12海里领海,美国不承认。但美方表示他们的军舰决不会进入12海里,这也是在大使会谈中透露给中国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实际上反映中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两国关系。两国虽然隔绝,却是互相了解底细的。正是周恩来的智慧和才能,有这十几年的会谈,最终形成美国承认台湾是我国领土,并接受中国提出的“废约、撤军和断交”的建交三原则的条件下同中国建交。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多次谈判,达成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建立半外交关系的协议。这也是外交上的一种创举。
  1954年10月,周恩来接待应邀前来我国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中,尼赫鲁谈到亚非会议问题。周恩来表示: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会议是为亚非和平和世界和平努力的。1955年4月4日,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和《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指出:“我们在亚非会议的总方针应该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对外关系创造条件。”5日,他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6日,国务院会议上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参加会议的方针和代表团成员名单。周恩来为代表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7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去广州。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风光明媚的山城万隆市召开。周恩来这时刚动过阑尾炎手术。他认为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一定要亲自参加。到广州后。他原定11日和工作人员一起乘包租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出发,因中间应约要去仰光同缅匈、印度、埃及等国政府首脑会晤而改变了计划。“克什米尔公主号”如期由香港起飞,但在香港启德机场加油时,被国民党特务在枫翼内安放了定时炸弹,结果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涝越附近的海面上空时爆炸,中国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和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飞机,没有遭到毒手。
  暗杀动摇不了周恩来争取和平的信念,第二天,他写信给邓颖超说:
  “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周恩来以大无畏的精神,仍然赴会。14日,他到达仰光。15日晚同尼赫鲁、吴努、纳赛尔、范文同、纳伊姆汗举行非正式六国会议交换意见。周恩来提出在亚非会议上不提共产主义问题,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致使会议无结果。这个建议获得一致赞同。17日,到达万隆。18日,亚非会议开幕。
  周恩来成了会场内外的风云人物。正像当时有的记者报道的:“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声和掌声。”当周恩来坐着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小汽车驶向大会会场时,街头群众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人们不顾警察的警戒,从四周围上来。动人的情景,使美国记者也感叹说:“人们都为他发疯了!”
  亚非会议是第一次由亚非国家独立召开,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这次会议十分害怕,极端仇视,一开始就施展种种阴谋,企图阻挠和破坏。蒋介石还派出了暗杀团组织,打算在万隆暗杀周恩来等。但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暗杀组织成员中有人向中国代表团报告了,中国代表团及时采取了预防措施。帝国主义见破坏会议召开的阴谋没有得逞,转而又利用亚非国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长期殖民统治造成的相互之间的某些隔阂,挑拨离问,企图使会议陷于无休止的争论而归于失败;特别是挑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同中国建交的只有7个,同美国有援助关系的有22个。许多国家对中国很不了解;有些国家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对中国怀有恐惧甚至敌意。美国认为它有充分把握破坏这个会议。在帝国主义的挑唆下,会议一开始,有的国家的代表就提出所谓“共产主义威胁”,所谓“颠覆活动”等;会议气氛相当紧张。
  4月19日,会议第二大的下午,轮到中国代表发言。鉴于以上情况,周恩来临时决定把原定的发言稿作为书面稿印发与会者,自己则利用午间的短暂休会时间起草补充发言稿,以回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他一边写,一边交给工作人员译成外文。下午的全体会议上,他发言指出: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
  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他说:“本来,对于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请求会议加以讨论。……我们也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问题。……而且,中国在联合国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也可以在这里提出批评。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他说:“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会议应该把“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的不同见解”。他谈了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有无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并说,“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他在发言的最后说:“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周恩来的发言获得了与会代表普遍热烈的欢迎和赞扬,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当他讲毕回到自己的座位时,许多代表过来同他握手祝贺。缅甸总理说:周恩来的演说是“对打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有些在会上发表过攻击中国的言论的代表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演说是出色的,和解的,表现了民主精神”。周恩来的发言,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回击了反动派的造谣诬蔑,使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认识更清楚了。这个发言,引导会议绕过暗礁,拨正方向,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求同存异”这个1954年周恩来曾提出的同英国等西方国家交往的方针,成了万隆会议的原则。
  4月22日,周恩来又在亚非会议上作简短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不准备在这里参加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因为这不是会议的目的。23日他在大会上发言,批判了要以“实力政策”来代替和平共处的论调,阐述了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并提出了中国代表团拟定的《和平宣言(草案)》。印度尼赫鲁随即发言说:中国总理今天的发言应受到最大的重视,他的讲话是权威的。在会议快结束时,有人在会上挑起台湾问题。周恩来不得不在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美国侵占台湾则是中美之间的国际问题。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个声明影响很大,使某些人为破坏会议而设置的障碍不能得逞,并导致当年8月1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得以举行。24日,亚非会议闭幕。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肯定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就,表示中国坚决支持亚非人民为摆脱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正义斗争。
  会议期间,周恩来儿乎日日夜夜地工作,每天只有两三小时睡眠。开了7天的会,总共才睡了十几个小时。实在累得不行,就和衣躺一会儿然后继续工作。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但是,会议毕竟取得了成功。经过各国代表的反复磋商,特别是周恩来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把五项原则的前四项改为七项,同意把“和平共处”一词改为联合国宪章的用词“和平相处”,这样,终于通过了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这十项原则,是照顾了有些国家避嫌不愿直接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情况,实际上包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全部内容。
  会议期间,周恩来打破资产阶级外交规格,同与会各国的代表,不管小国还是大国,已经建交还是尚未建交,都积极主动地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结了很多朋友,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为后来一些亚非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创造了条件,为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广大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顾全大局的崇高风格、平等待人的谦逊作风和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广阔胸怀,博得了与会代表一致的钦佩和赞扬。中国的保卫和平、反对战争和大力支持亚非国家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和“求同存异”、“协商一致”,不强加于人,摆事实,以理服人的态度,赢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各国代表普遍肯定了周恩来对亚非会议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夫妇曾对王炳南说:“非洲大陆人民的解放事业受到国际广泛注意,正是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精辟讲话所引起的。”
  5月13日,周恩来回国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闸述了这次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他说:“这个会议是在没有西方殖民国家的参加下,由渴望掌握自己国家命运的亚非国家举行的,它反映了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1956年底到1957年初,周恩来出国访问亚欧11国,“寻求友谊、寻求知识、寻求和平”。同时,他十分重视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在这个历史时期,尽管不少国家同中国还没有建交,但是友好团体和民间人士的往来络绎不绝,中国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参与领导了中共”六大”的召开,担任大会的秘书长。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和向忠发、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一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常委分工,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向忠发主要因为是工人出身,在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委会主席。但他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六大”后,新的中共中央的工作计划,是由周恩来起草提出的。在这以后的大约两年多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当然,除了向忠发外,中共中央常委还有其他同志和后来增补的李立三。说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从他在六大后的中央内所起的实际作用看,是明显的。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解决了当时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存亡和革命发展的若干个关键问题。
  (一)1928年,周恩来最早提出了思想建党的问题。
  在党的建设上着重从思想上建党,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必须整顿和重新建设党。蒋介石、汪精卫反共,大批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牺牲在昨日朋友、今日敌人的屠刀下,但是也有一些人在形势转变关头消极动摇,甚至叛变投敌。因此,中国共产党不但要从组织上改造和建设,而且必须从思想上加强无产阶级的坚强的斗争意志。另一方面,斗争的实际使党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就是从城市转向农村,革命的武装割据已经开始,大批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涌入了革命队伍。到1928年11月,党员成分中已有75%是农民。对于他们,组织上吸收入党了,同时必须看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党内的发展和影响,存在着如何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小资产阶级意识的问题。1928年11月11日,周恩来写出中共中央《告全体同志书》的第四部分。他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精神指出:“全党的同志,应坚决地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党“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纽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几乎同时,毛泽东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大批农民进入红军和革命队伍,加上中国农村的封建落后和各种复杂的矛盾,使得他在11月25日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两个巨人,一个在白区,一个在苏区;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所见相同。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后来共产国际领导担心中国党在农村离开工人阶级太远时,周恩来得以回答说:党在农村,经长期斗争锻炼和正确领导,也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
  着重从思想上重新建设共产党,同时也要在组织上整顿和建设共产党。从汪精卫叛变革命后的一年半之中,在白色恐怖压迫之下,中共各省组织几经破坏,干部牺牲不计其数,而自首告密叛变的事也由南而北渐渐遍及全国各级党部。党的组织日益脱离群众、隔绝社会,上级机关尢多形成空架子。因此,周恩来提出,领导同志应当走入工厂农村社会中,寻找职业,深入群众,以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整顿地方工作的程序,应先从中心区域做起;党员要重在质量的选择,要在一个地方有了几个建全的支部后,再成立地方党部,要避免空架子机关的毛病。
  (二)周恩来处理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见个重要组织中的问题,首先是中共顺直省委问题。
  顺直指的是北京(顺天府)和河北(直隶省)。在这里,中国共产党设有顺直省委。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省委内部出现了混乱。这问题不很快解决,不但北方工作不能发展,而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所以,“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六大”前,蔡和森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去顺直巡视,但是未能用教育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解决问题,反而带着个人意气与成见,结果反而造成顺直党组织的分裂,出现了保南第二省委。“六大”后,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常委将顺直问题移交给了新的中央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0月4日开会讨论了顺直问题,并于12日作出《中央对顺直问题决议案》,发出《中央告顺直同志书》。会后,陈潭秋奉命到顺直巡视,看到党员头脑中仍充满了国共合作时代的旧观念,组织路线与工作方法仍是“八七”会议前那一套,极端民主化倾向比较普遍,经济问题纠缠不清,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很少自觉地开展工作。他与刘少奇、韩连惠决定暂时停止省委职权,井停止京东四县的活动。陈谭秋到中共中央汇报后,中央不同意停止省委职权的作法,要他返天津传达中央指示。陈潭秋传达后,刘少奇、韩连惠于11月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不同意。17日,陈潭秋向中央报告说恢复省委职权事实上无可能,主张由中央直接改组省委常委会。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刘少奇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观念,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错误,决定派周恩来去巡视。
  12月11日,周恩来到天津。他先后参加省委、区委、支部会议,召开谈话会,听取各方意见,本着“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方针,多方地做工作。在这基础上,召开省委常委会,说服大家接受中央意见;并在党刊《出路》上发表文章,针对认为“顺直党的旧基础已经落伍了,腐烂了”的看法,指出:旧基础不是完全要不得,也不须立即解散,“正确的办法是要在现在还存在的旧基础上深入群众,积极工作,发展斗争,吸收新同志来继续不断的改造顺直的党,逐渐的产主新的斗争”。文章还分析了极端民主化与民主集中制、命令主义与说服群众、惩办主义与铁的纪律的区别。12月22日,周恩来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提出这次会议的总方针是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陈潭秋、刘少奇也作了报告。会议按中央决定恢复了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会和京东党组织,挽救了顺直的中共组织。
  (三)解决江苏省委问题。
  正当周恩来在北方处理中共顺直省委问题的时候,在上海,1929年1月3日,向忠发、李立三等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出了一个乱子。他们作出决定,要由中央来兼中共江苏省委的工作。1月11日前后,周恩来从天津回到上海后,从李维汉那里得知这个消息,感到不妥,立即找向忠发、李立三谈话,要政治局重新讨论。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周思来在会上提出中央兼江苏省委的作法是危险的:1.这样做必然会削弱中央对全国的政治领导;2.这并不是中央进行群众工作的好方法;3.这样会妨碍中央本身的工作;4.会使处在白区地下的中央的秘密工作增加许多危险。他主张加强江苏工作而不是代替中共江苏省委。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设在上海,江苏省委的工作范围是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共中央1月3日的决定,已经引起了江苏省委的强烈反对,省委召集上海各区的党委书记开会,进行宣传反对中央。14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周恩来终于说服了向忠发、李立三放弃兼江苏省委的意见。同时,他也反对中共江苏省委的上述举动。他说:中国党已经有了“六大”的正确路线,现在欠缺的是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与领导。如果地方的同志不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上来同中央讨论问题,而从个人不正确的倾向上来反对中央,这是一条死路。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教育全党的一个机会,也是改造党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现象。江苏问题既然发生了,中央当然不要害怕,而要坚决斗争,用积极的意见来号召全党和江苏同志。从1月16日到24日,周恩来和向忠发、项英连日出席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的中共江苏省委会议,来解决省委与中央对立的问题,终于使省委在19日的会上,作出决议,承认自己的错误。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鉴于江苏省委已经接受批评,承认错误,决定只对省委进行改组。2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江苏省委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并指出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目前党内并没有原则上不同的派别。对中央的缺点错误,省委可以讨论,但应当在符合组织原则的范围内,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江苏省委的问题顺利解决了。
  经过中共“六大”后一年来思想上、组织上的工作,中国共产党终于摆脱了削弱涣散的状态,达到重新巩固与一致,党的工作、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有了新的进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许多地方纷纷建立和发展。
  (四)解决了红四军的问题。
  1929年6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重要原则问题,朱德、毛泽东之间发生了争论,未能统一认识。会议选举了前委会,陈毅为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之后,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秘密到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并报告工作。在陈毅未到之前,周恩来起草了《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8月21日),阐明了红军建设的一些原则问题。8月29日,周恩来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以及朱、毛之间争论的洋细汇报。会上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对红四军工作的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早就有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1月27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信中,就曾指出“琼崖的工作可加紧造成一割据的局面”。他在主持军委工作中对于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从政策上、人力上、物力上给予了尽可能作到的支援。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事部、中央组织部,派出了徐向前、邓小平、张云逸等很多批军事、政治领导干部,到各地加强红军和根据地的工作。在中央军事会议期间,周恩来和陈毅多次谈话,强调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井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仍由毛泽东继续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后来,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央起草了9月28日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信经周恩来审定,由陈毅带回根据地。信中提出了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发展方向与战略,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并对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与训练、红军给养与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等,都作了指示。信中批评了朱德、毛泽东在工作中的缺点,要他们和前委注意纠正,要前委恢复朱、毛在群众中的信仰,团结全体同志向敌人斗争。
  陈毅回去后,11月26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四军前委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为大会起草决议案,陈毅也参加了。这就是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成为此后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重要文件。周恩来主持的中央军委,要各地红军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发展到62700多人,编为13个军,分布在鄂、豫、皖、浙、赣、桂、粤、闽8省127个县,并且在豫、苏、皖,赣、浙、闽、鄂、湘、粤、桂10省的162县有游击活动。全国党员发展到10万人。在城市中,到1929年,全国产业支部已发展到100多个,并向革命根据地输送了许多干部和物资。
  (五)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
  1930年3月,周恩来离上海去莫斯科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的工作,同时处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共产国际间的一些分歧问题。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李立三的报告,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
  这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要搞盲目暴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并且要求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攻大城市。李立三提出:南京兵暴是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起点,组织南京兵暴必须与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同时并进,然后武汉暴动紧接着爆发,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在李立三“左”倾错误指导下各地发生的盲动,使得这两年健全、发展起来的中共组织和革命工人队伍遭受很大的损失,各地红军和根据地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周恩来是反对盲目暴动的。他认为“目前中国革命新高潮是在成熟的过程中,还没有形成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现在的时期是从各个的工人运动与农民战争转到总的革命进攻,转到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民主专政而斗争的一个过渡时期”。他针对李立三的一味反右倾,指出也要反对“左”倾的盲动情绪。
  共产国际研究了中共中央6月11日的决议,认为李立三有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搞脱离群众的武装暴动计划、只要政治罢工不要经济罢工等谱误,“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决定在好几个城市中实行武装暴动”。周恩来、翟秋白参加了讨论。共产国际于1930年7月作出决定,要周恩来、瞿秋自回中国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8月19日,周恩来先回到上海,他采取思想上说服教育、工作上稳步纠正的办法,对李立三不排斥,以同志式态度一起讨论和改正。他通过个别谈话和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来纠正错误。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其中提出要停止武汉、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恢复被李立三取消了的党、团、工会的独立领导机构和组织系统。这样,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一些主要错误,就开始纠正。然后,9月24日至28日,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在会上先后作《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和《组织报告》,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作了政治讨论的结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对于停止执行立三路线起了积极的作用。会议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
  周恩来。瞿秋白稳当妥帖地使中国共产党转好了这个大弯子,纠正了错误,端正了方向,形成了团结合作的气氛。
  两年多时间中,在严峻的白区秘密工作条件下,周恩来正确地解决了上面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他不愧是这一阶段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上的主要主持者。从中国共产党的“六大”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基本上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革命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

  长江三峡,闻名遐迩。它既秀丽多姿,又奇拔险峻,时而驯服温顺,时而变幻莫测,集险、奇、美于一身,令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为之倾倒。著名的李白诗《早发白帝城》,就是描写三峡奇景的名篇,为毛泽东所赞赏,在成都会议上把它印发了。后来他还手书过此诗。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成都,次日凌晨一时五十分到达重庆。二十八日上午参观了重庆钢铁厂,下午参观了二九六工厂。二十九日清晨上船,六时十五分开船。在船上,先后与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话。

  关于毛泽东乘船过三峡的情况,当时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日记里有几段记载:

  “我们乘坐的是江峡号轮船,柯老、井泉和我与主

  席住在头等舱。”

  “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

  现在未睡,想晚上睡觉,以便白天看三峡。看来主席的

  精神很愉快。”

  “三月三十日船过三峡,主席、柯庆施、李井泉和

  我与船长、见习船长闲谈。主席问船长,三峡这一段

  开船是不是最危险。船长说,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

  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

  险是很少的。主席说,如果让我开船,我就喜欢走这险

  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

  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

  意思。”①(①王任重日记,1958年3月29日、30日。)

  过了三十多年以后,也是当年同毛泽东一起乘船的吴冷西。对这一段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回忆:

  “‘江峡轮’二十九日晚抵白帝城,已是夜色苍茫.

  但闻隐隐涛声。三十日早饭后,‘江峡轮’起航进入瞿

  塘峡。快到巫峡时,毛主席披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

  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

  话和传说。毛主席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

  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

  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

  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

  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

  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

  无限的题材。直至快过完西陵峡,毛主席才回到舱内客

  厅,同田家英和我闲谈。他从田家英的同乡革命军马前

  卒邹容谈起,纵论苏报案中的章太炎、章士钊等人,进

  而泛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曾经是生气勃勃,勇于革

  命的壮士。”②(②吴冷西《回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

  1995年2月版,第66页。)

  三月三十一日,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问了一些情况。四月一日晨二时到达武汉。正赶上下雨,天气相当冷。毛泽东到东湖宾馆住下。③(③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1日)

  四月一日至九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依次听取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关于本省跃进计划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等。这次会议被称为武汉会议。

  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汇报中,各省讲了整顿后的新情况和“大跃进”的新形势,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相互攀比,都不甘落后。

  四月一日下午,吴芝圃汇报,讲了一年翻一番的根据,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二日下午,曾希圣汇报,讲安徽的水利问题,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三日下午,舒同汇报。讲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没有讲自己的观点。毛泽东说:“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严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五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当天晚上七时半,毛泽东和与会人员一同到武汉老通成餐馆就餐,调剂一下生活,并亲眼看看武汉市民的生活。

  四日下午,江渭清汇报,讲了江苏省的一些做法。毛泽东主要讲报纸宣传问题。他说:“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需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强调多快而忽略好省,这是当时报纸宣传中的一种偏向。毛泽东发现了,指出来了,但在“大跃进”、追求高指标的空气下面,这些话似乎效力不大。

  五日下午,周小舟汇报,讲了湖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说: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现在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八日下午,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叶飞在汇报中着重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所谓稳当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①(①以上根据《毛主席插话摘要》,1958年4月1—9日。王任重工作笔记,1958年4月2日、8日。王任重日记,1958年4月2日、12日。)

  毛泽东在武汉会议上的思路,基本上是沿着成都会议的思路下来的,在鼓劲(这是主要的)的同时,继续提醒省委书记们注意另一方面的问题,要压缩空气。毛泽东喜欢高速度发展,但对于当时各地提出的那些太不着边的高指标,他是不信的或者半信半疑,还不时泼一点儿冷水。

  在四月六日下午的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他作了如下的基本估计: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的含义,同八大决议中所说的基本胜利的含义是不同的。毛泽东认为,八大那个时候只是在经济战线上(即所有制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而现在的基本胜利则是包括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只有经济战线上的胜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

  毛泽东在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在全力抓经济、抓建设的时候,仍然没有忘记阶级斗争。

  武汉会议九日结束。十二日,毛泽东乘专机飞抵长沙。当天晚上,又在长沙李合记饭馆吃湖南菜。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是愉快的。

  四月十三日,毛泽东乘专机由长沙到广州。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业已临近,毛泽东准备集中精力抓一下会议的准备工作,同时再讨论一下经济问题,主要是工业问题。

  到广州的第三天,毛泽东写了一篇短文《介绍一个合作社》。

  此前,三月二十日,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该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这一事迹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短文于六月一日同时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轰动了全国,把已经鼓起来的群众干劲,推向新的高潮。“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些话一时间几乎家喻户晓。文中有一句话:“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这句话,原来写的是:“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方面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看了胡乔木的意见,毛泽东作了修改。同时,在写给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的信里,解释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①(①毛泽东给刘少奇等的信,手稿,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预计,十年赶英,二十年赶美,而且认为说二十五年已是留了五至七年的余地。但考虑到此文要公开发表,为慎重起见,所以作了这个修改,并且申明,“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其实,毛泽东的这个新的预计,在三月成都会议上就说出来了。四月二日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又说了一次:“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十五年,可能只要十年或十一年。”“再有二十年就赶上美国。”①(①毛泽东同波兰政府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4月2日。)

  四月二十二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到达广州。晚上,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会议,讨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这个报告是刘少奇主持起草的。

  这时,毛泽东的兴奋点和注意力已集中到他原来过问得比较少、也不很熟悉的工业上来。从四月二十三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的《临时通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说:“请你们立即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作成一个表,在五月五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作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四、五、六这三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②(②即前文称的武汉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作了大力安排。”③(③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各同志的信,手稿,1958年4月23日。)

  二十五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雷春、薄一波,说:“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二十五日或二十六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的信,手稿,1958年4月25日。)信中所邀的这些人,分别为冶金、化工、铁道、煤炭、石油各部部长,地质部副部长和水利电力部的三位副部长。与前几次会议不同,这次广州会议的与会者全部是中央各部门负责人。

  从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会议连开三天,讨论工业问题。毛泽东每天都下珠江游泳,又开会,又游泳。比如,二十七日这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下午二时四十分,在住地开会。六时十五分上船,继续开会。六时五十分休息,下水游泳。七时十分上船,七时三十分就餐。八时在船上继续开会。十时二十五分回到住地,会议一直开到十二时半。

  就在二十七日那天会上,毛泽东对中央两个部提出的十五年赶上美国(比毛泽东刚刚说的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又提前了五年),表示了这样一个态度:认为“十五年赶美看来不是没有可能”,但同时又说,口号超英不变,超美国的口号还是不提,内部谈。

  对于十五年赶上美国,看来毛泽东有些动心,对形势的估计也越来越乐观了。但他又要人们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现在都从正面来讲,十五年赶上美国。从反面来看,这样调动六亿人民的积极性,究竟对不对?资源、资料、设备、协作,能不能办到?设备大的和精密的,能不能解决那么快?赶快了,抽条,但不扎实。科学问题能否赶上去?他特别叮嘱:考虑问题要想反面,不要只想好的一面,反面问题要分析一下。设想一下可能的灾难,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不巩固。①(①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插话记录,1958年4月27日。)

  又想快,又担心过快了出大乱子,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时常常出现的一种矛盾心情。多从反面考虑一下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大跃进”的列车既被推上了加速的轨道,奔驰向前,事实上已很难使它放慢下来了。

  五月一日,毛泽东离开广州,乘专机,经武汉,次日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开会,商量有关召开八大二次会议的问题。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五月五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这次会议的议程是:(一)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二)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三)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会议的第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着重说明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今后的任务。报告是刘少奇作的,但基本思想是毛泽东的,它充分表达了毛泽东自一九五六年以来,主要是南宁会议以来,在历次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

  刘少奇的报告,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提出的一些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加以概括、提炼,作为总路线的基本点,概述如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才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①《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对其中的三个“并举”.毛泽东最为满意,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关于十五年赶英的口号,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在党内小范围里头,掌握的口径是,七年赶英,十五年赶美,但公开讲,还是十五年赶英。不过,工作报告作了一个修改,把过去说的十五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赶上英国。一“长”一“短”,这一字之差,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估计上发生的变化。

  工作报告突出了建设速度问题,并且说明为什么必须加快建设的速度,指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②(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

  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③(③《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303-305、288页。)这样,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这是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为后来发生的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

  刘少奇的工作报告作完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非常满意。在他定稿的批语中写道:“改得很好,真正势如破竹了。”①(①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信,手稿,1958年5月24日。)“势如破竹”四个字,恐怕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对他认为满意的报告或讲话的最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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