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路漫漫风雪山神庙

作者:现代文学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重编工作全部结束。书名叫什么呢?起先曾考虑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后来毛泽东又提出:“书名叫做《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①(①毛泽东给田家英的信,手稿,1955年12月20日。)田家英不赞成这个书名,认为书中有许多材料是反映反面情况的,并不能作为五亿农民的方向。他主张仍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向毛泽东陈述了理由,为毛泽东所接受。

乔帮主没有接班人

2010年9月,创新工场投资经理张亮曾与国内最有个性的投资人兼经理人,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有过一次关于乔布斯的独家访谈,这篇个性十足,颇有「神侃」与「清谈」风范的文章发表在apple4.us上,很值得一读。

周鸿祎说:「学乔布斯比较容易陷入两个误区。第一个是把乔布斯神化。我们都是人,就他是个神,那还有什么可以学的?其实乔布斯也是一个有七情六欲、缺点很明显的人。……第二个,你知道事后分析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因为事后分析总是很功利地去看做一件事儿对自己的好处,没有看到完整的过程。不看来龙去脉只看孤立的成功,这就会让你得出很多奇奇怪怪的结论。……现在有一些公司认为苹果不过如此,不去学它的DNA,只抄它的产品,这肯定是错的。」

张亮问周鸿祎:「你心目中乔布斯的接班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周鸿祎斩钉截铁地说:「再找一个乔布斯是不太可能了,应该是萧规曹随吧,他制定的方向和战略,继任者追随,依然会是很大的公司,不过未来的机会可能抓不到了。」

乔布斯的接班人会是谁?每个喜欢苹果、喜欢乔布斯的人都会去想这个问题。尽管每个人都希望乔帮主仙福永享,寿与天齐,但每个人也都知道,肝脏移植后到底能从死神手里夺回几年的寿命,这多半还要靠一点点运气。那么,下一个乔布斯在哪里?万一缺少了乔帮主,水果帮还能继续今天的辉煌吗?

正如周鸿祎所说,乔布斯之后,再找一个乔布斯谈何容易。如果乔布斯那么容易学习和复制,估计乔布斯自己早就会在苹果内部开设「乔布斯成功学速成」之类的培训班,或是把自己的成功学讲座录成DVD,放到每一家机场书店去反复播放了。如果乔布斯的成功仅只是一些可以借鉴或推广的方法论,那乔布斯完全可以像古代的武学高手那样,把自己的制胜秘笈写成《易筋经》或是《九阴真经》之类的宝典,然后找个机缘,把宝典传给自己指定的接班人。

按照张亮的说法,盖茨和乔布斯是两种不同的创业者。盖茨的思考出发点是解决问题,而乔布斯的出发点是创造。这种区别其实是价值观范畴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现实中,解决问题类的创业者比较多,比如谷歌的两位创始人,比如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但以创造为本的人比较少,比如Twitter发明人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任天堂的总经理宫本茂,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创始人埃伦·马斯克(Elon Musk)等人。后一类人更像作家或画家,也最难复制。

乔布斯就是这类最难复制的,拥有艺术家气息的创业者中,最有个性也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

一位苹果前董事对我们说:「乔布斯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培养一个接班人。」

一位苹果前副总裁则对我们说:「如果乔布斯病休后不能返回公司,影响也许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这是因为:一、公司未来两年产品的布局已经确定;二、最近几个重磅产品都是由乔纳森·艾维负责设计,乔布斯的角色只是批评和建议,所以只要艾维不离开苹果,苹果的创意产品就不会中断;三、虽然艾维不是管理者也不是演讲家,但苹果还有懂管理的蒂姆·库克来与艾维搭档。」

曾在施乐参与过苹果早期风险投资的华人创投家李宗南先生则认为:「每个人都是平凡的人,那些不平凡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做了些不平凡的事。乔布斯就是这样一个做了些不平凡的事情的平凡的人。」

也许,所有外人的猜疑、揣测与分析都只不过是杞人忧天。看透生死的乔帮主未必会像我们一样,纠结在接班人这种世俗的问题里。

乔布斯就是乔布斯,为什么一定要有接班人呢?人生如幻,万事皆空,有乔布斯的苹果是一种因缘,没有乔布斯的苹果,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因缘呢?

也许,和乔布斯自己相比,我们都太过执著,远没有到领悟禅机的地步。

1994年,音乐杂志《滚石》的记者曾经问乔布斯,生命的目标是什么。乔布斯说:「生命的目标是追求启蒙。无论你如何定义,这里都有太多私人的东西,我不想跟你谈这些。」

2005年,在著名的斯坦福演讲中,乔布斯引用一本杂志封底的话告诉大家,人生最重要的是「求知若饥,虚心若愚」(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是啊,如果能时时保持一颗「求知若饥,虚心若愚」的智慧之心,那,是不是能学习或复制乔布斯的成功,又有多大的关系呢?

只要追随我心,每个人都可以像乔帮主那样,拥有一次瑰丽的生命传奇。

(按:本书写作时,乔布斯尚未辞去苹果CEO的职位。我们现在知道,接替乔布斯担任苹果CEO的是蒂姆·库克。——唐茶版编者。)

  那位将军没有回答侍卫的问话,却转过头来,对那两个笔帖式说:“喂,钱蕴斗,蔡怀玺,你们二位是来押解我的,你们快发话呀。是走,是停,我悉听二位的吩咐。”

  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③(③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对他的这位四哥雍正,胤禵是太了解了。他们明争暗斗了这么多年,谁心里没有一本账啊。四阿哥胤祯,一向是个刚愎自用、猜忌心又特别强的人。不管你是谁,只要犯到了他的手上,他不把你整得七死八活是绝不放过的。眼下四哥当上了皇帝,自己却成了臣子,胤禵心里就是再不服气,碰上了这改朝换代的节骨眼上,又能怎么着呢?所以,他在从西边回来的这一路上,就只好拿这些侍卫们撒气。其中碰钉子最多,挨训挨得最多的,就是钱蕴斗和蔡怀玺两个人。他们俩是奉了“圣命”的人,不找他们的碴儿又去找谁呢?

  毛泽东在指导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中间,历来注意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防止另一种倾向。他指导农业合作化运动,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后来在修改这个报告时,加写了这样一些话:“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倾向”;“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这些话是正确的,就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来说,很希望这些话能够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以保证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而不发生重大偏差。但是,在反“右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在群众运动大发动的情况下,这些话的分量和实效被大大地削弱了,冲淡了,甚至就不算数了,大家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这一方面,而是一味求快,甚至脱离实际条件去求快,以致带来许多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胤禵跟着他们来到东配殿,果然看到墙角里蜷缩着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女子。不过,她的脸太脏,看不清模样,大约有十四五岁吧。只见她身上穿着一身用蓝线绣着边的青土布布衫,光着两只脚丫,用裹脚布把鞋子贴着前后心捆在一起,大概是因为这样可以暖和一些。她的小脸很难看,冻得乌青发紫还带着点灰色,像是在哪儿蹭了一脸的香灰。一群善扑营的兵士围在她的身边,一个个扎撒着手,品评着,议论着。大概是又怕沾了晦气又怕脏了手,谁也不肯上前把她拖出去。胤禵拿眼角瞧着他们,冷冷一笑说:“哼,你们也算是八旗子弟?我带的兵,在西大通和阿拉布坦打仗,一仗下来就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现在,一具女尸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了。真是胆小如鼠,给我禔鞋都不配!——来呀,我的亲兵护卫呢?”

  长谈话,下午二时三十分结束。柯庆施、许建国与毛泽

  众人七手八脚地把女子弄到大殿里的火跟前,有人又烫了一碗黄酒,翘开她咬紧的牙关灌了下去。不大一会儿,她的脉搏跳得有力了。再等一会儿,鼻翅一张一合地好像有了气,脸色也有点泛红,只是还没有完全醒过来。

  把来自实际生活中的典型材料,加以汇集,在党内进行宣传学习,以利贯彻党的路线,推广群众中创造的新经验,加紧对工作的具体指导,并且用来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人们,这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常常采取的一种工作方法。在大革命时期的一九二六年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主编《农民问题丛刊》以推动农民运动,用了这个方法;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一年先后两次编辑《农村调查》以倡导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思想原则,用了这个方法;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九五五年,为了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他又用了这个方法——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部书编成后,毛泽东决定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人手一部。

  胤禵不再管她,坐在火塘边上默默地想心事。侍卫们早把大殿里打扫干净了,火架子上,烤熟了的鹿肉发出阵阵的香味。一滴滴的油溅在火上,“滋滋”地响着,冒出悠悠的青烟。钱蕴斗拣了一块烤得焦黄的鹿肉,双手捧着送到十四爷面前。他却摇头说:“你们吃去吧,我一点儿都不觉得饿。你听,他们在东配殿里正喝酒哪,你们要是想去就只管去。放心吧,我不会跑也不会寻死上吊!”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工作中,长期以来实行一个重要口号,叫做“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是不是仍然适用?对这个问题,《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没有作出回答。有人认为,我们党现在似乎放弃了这个口号。毛泽东在转发福建省委的报告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本上依然是正确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地团结的对象”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9月7日。)。

钱柜qg111手机版,  钱蕴斗和蔡怀玺两人一听这话,连忙翻身下马,在那位十四爷的马前打千跪下。叫钱蕴斗的赔着笑脸说:“哟,十四爷,您老这话奴才们可担当不起。就是折尽了奴才们的草料,奴才们也不敢听到爷这样说话。爷要说走呢,咱们这就紧紧地跟在后边;爷要是说不走了,奴才们立马儿给爷收拾住的地儿,全凭爷的吩咐办。再说了,皇上的圣谕只是要奴才们好好地服侍爷,让爷能平安顺溜地回北京去奔先帝的丧,也并没有限着日子不是。爷怎么说,就怎么好,奴才们谨遵爷的旨令。”

  按语还涉及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包括:兴修水利,水土保持,绿化荒山荒地,发展副业,提倡养猪,提高农民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等等。

  外边的人“扎”地答应一声,各自分头干了起来。突然,东配殿里有人大叫一声:“妈呀!”随着喊声,又从里边跑出来几个人。这些人跑得慌忙,几乎与十四爷撞个满怀。十四爷一声怒喝:“瞎闹腾什么?”

  束。七时二十一分到镇江,二十五分与镇江地委书记、

  “回十四爷,这,这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还是个女的。”

  八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将报告(修正本)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他们印发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

  一个护卫答应一声,拖着那女子就向外走。可是,刚走了几步却又停了下来:“十四爷,这女子没死,她胳肢窝里还有点热乎哪!”

  这些按语,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度革命热情,对于迅速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坚定信念和急切希望。也充分表现了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在领导革命运动中的气势和风格。当年广大干部和群众深深受到它们的感染和影响。许多按语的内容,包含着科学的真理,是长期有效的,不但对于农村,而且对于整个的建设,都是很有意义的。但就总体而言,按语是以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为主旨,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的变革进程,加以人为地加速,助长了超越客观实际的“左”的倾向。

  这一小队骑兵来得特别,他们身上的服色也很不一致。在队伍的中间一匹高头大马上坐着的,是一位年轻的将领。他大约有三十来岁,穿着玫瑰紫挂面儿的玄狐巴吐鲁背心,外套猞猁猴的皮斗篷。略微有些瘦削的瓜子脸上,双眉紧皱,小胡子下两片嘴唇带着似笑非笑的冷竣,也透着几分高傲和轻蔑。护卫在他前面的有十个人,十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们都穿着四品武官的征袍,戴着白色透明的玻璃顶子。在八蟒五爪的雪雁补服外面,还披着白狐风毛的羔皮大氅。他们那虎背熊腰的身板和神气活现的架势,令人一看就知,他们是王府的护卫。走在那位将领身边的,是两个文官打扮的人。大概官职也不算太高,文绉绉,酸溜溜的,看样子像是从内务府来的笔帖式。他们的马后还跟着一大群兵丁,约摸有二十来个人的样子。这一行人现在正来到山西省娘子关外,在一座风雪弥漫的山神庙前停住了马。打头的护卫四外瞭望一下,简直分不清哪是道路,哪是沟壑。他连忙招呼队伍停了下来,自己跑到前边去打探路径。马上坐着的那位青年将领也不说话,用手按了按腰间冰冷的剑柄,仰望着渐渐黑下来的天色,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束。晚九时十分,与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

  钱蕴斗和蔡怀玺偷眼瞟了一下十四爷,立刻被他那寒光闪闪、像利剑一样的眼神镇住,吓得他俩赶紧低下头去,不敢再多说什么了。

  毛泽东的报告用了相当的篇幅从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证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而批评邓子恢等人采取了“特别迟缓的速度”。

  十四爷见他们都蔫了,这才长舒了一口气。身边跟着的侍卫,紧跑两步在他的坐骑前跪下。十四爷踩着他的脊背下了马、活动了一下有点发麻的腿脚,搓了搓冻得通红的双手,对着钱、蔡二人又说上了:“不是我要发作你们,有些话我不能不说。我知道你们是奉着圣命来的,我就是再不懂事,也得对二位礼敬有加,这才是我的本份。这一路上是走是停,都要你们说了算,而且咱们还必须住在驿站里。因为这是皇上定下的规矩,你们得听,我也一样得听。今儿个天晚了,你们说要在这里住,我也就只好依着。这是你们自己说好了的,我才不希罕你们来装好人、送人情哪。这个鬼地方,前不巴村后不招店的,你们就不怕我在这里造反,或者是跑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你们不怕,我又是怕的什么?”

  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所作的上述总结,把一些需要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的问题,把一些需要经过一段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的问题,都说成是“迷信”而加以破除,加以批评,这就很难不助长农业合作化脱离实际地过快发展。

  可是,就在这天寒地冻,风雪弥漫的时刻,却有一支马队,沿着冰封的山路,艰难地来到了我们面前。

  毛泽东三番五次地提出,农业合作社必须增产,不能减产。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农业合作化成败的关键。根据各地上报的情况,现有的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增产的,这就给毛泽东以信心和勇气,大刀阔斧地推进合作化,这也是他用来说服和批评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们的主要事实依据。

  这位大将军王胤禵,可以说是威名显赫,声震天下。他生在天家,龙子龙孙,和当今皇上雍正,也就是胤祯,本是一母所生的两个皇子。当了皇上的胤祯,是老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老十四。想当年,康熙老皇上还在世的时候,这兄弟西人就是势均力敌的老对头。他们为争夺皇储地位,也为了以后能当上皇帝,早就斗得不可开交了。可是,就在最紧要的时候,西蒙古发生叛乱。胤禵被派到了前线,胤祯则成了负责前线供应的“大总管”。身在前线的老十四是统兵的大将军,他自然是“主”;老四管着后方供应,就是“次”。可是后来康熙老皇上晏驾,胤祯继承了皇位,成了主宰天下生灵的雍正皇帝。老十四胤禵,没有夺得皇位,便只好屈居臣子,原来的兄弟,如今变成了君臣;他们的地位,也从此就有了天渊之别。当皇帝的哥哥不管说句什么,做臣子的弟弟都得乖乖地服从。胤祯一道诏书颁下去,胤禵就得马上回来奔丧;那诏书上写得明明白白,让他只带十名护卫,火速回京。他就是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多带一个人;这诏书还不是直接交给胤禵的,而是通过手握重兵的年羹尧向他宣布的。因为当哥哥的雍正皇帝怕弟弟不从,早就在胤禵的军营四周布好军队了。只要胤禵稍稍有一点异动迹象,马上就要遭到灭顶之灾。

  毛泽东不是不了解,要把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是有很多困难的。但是,他认为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他说,中国的情况是,由于人多地少,时有灾荒和经营方法落后,致使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仍然有困难。他们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自然灾害,只有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因此他断定,中国的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中国共产党又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钱蕴斗和蔡怀玺两个人都是小不拉几的官,在胤禵面前他们的日子确实不好过。来时,皇上给他们下了圣旨,说是要他们“平安”地“护送”十四爷早日进京。什么是“平安”?怎么做才叫“护送”?不就是要他们“看”好十四爷,不能让他在路上出事,不能让他和别人串通吗?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呢?谁都知道这哥俩虽是一母同胞,心里想的却并不一样。他们之间的隔阂,也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可谁敢不要脑袋,把这事给挑明了呢?皇上那“护送”的意思其实是“押解”,但这话圣旨上既然没写,谁也不敢照这个路子去胡想、胡猜。再说,你怎么知道,人家十四王爷回到京城里是个什么局面呢?兴许人家哥俩一见面就会拼刀子;也兴许人家看在一母同胞的份上,会忘记前嫌,重归于好。这全是皇上和十四爷的事,别人是管不着的。钱蕴斗和蔡怀玺更是不能管,也不敢管。所以,不论路上出了什么事,他们是不说不行,说得多了也不行;不巴结不行,巴结得太紧了也不行;光说好听的不行,说了十四爷不受用的话更不行。总之,他十四王爷胤禵要想找你的错,你想跑也跑不了。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问,想撒气就任十四爷撒好了。

  毛泽东说,这次全会的重大收获,就是解决了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许多争论。他列举了十三个问题。首先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争论很大,现在解决了,主张小发展的观点是错误的。其他一些问题,如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问题;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办社容易巩固难”的问题;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等,他认为经过讨论都解决了。毛泽东对一些观点和说法,诸如“办社容易巩固困难”、“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了”、“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等,逐一进行批评。最后,他回答这次会上提出的一个问题:应不应当在最近一个时期办一些高级社?他说,应当办一批。但又说:“关于高级社的条件和应办多少高级社,今天我也不说,条件问题还是请大家加以研究,明年再讲,各地方可以按照情形,实际去办。总而言之,条件成熟了的就可以办,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开头办少数,以后逐步增加。”

  探路的人回来了。他在那位将军面前翻身下马,就地打了一个千说:“十四爷,咱们走到绝路上来了,这前面五六十里大概也难找到宿头。奴才见这里有个破败的山神庙,香火早就断了,连个人影都没有。请爷示下,今晚是不是就在这里宿营?”

  毛泽东的批语,在尖锐地批判“右倾”,催促各地加快合作化步子的同时,也提醒各地务必注意做好现有合作社的整顿工作。湖北省委的报告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在批语中写道:“关于用大力、分几次、认真地而不是走马看花地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地加以注意”。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湖北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部署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13日。)毛泽东所以强调地提出这个问题,是担心在合作化快速发展的时候,如不把现有合作社真正整顿好,合作社是不会巩固的,甚至还会出乱子。他对一些地方在合作化运动中采取的比较稳妥的办法,比如山西省委提出的“不要急于办大社”、“居住极为分散的山庄窝铺不宜建社”等等,加以肯定,并转发各地参考。

  这位十四爷的脾气是有点儿怪,怪得谁见谁怕。因为他身份贵重,地位尊崇,不是常人能与之相比的。他就是刚刚去世的康熙皇上的第十四个儿子,统率十万大军镇守西疆、康熙亲口御封为“大将军王”的胤禵。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八十人在会上发言,另有一百六十七人作书面发言。

  在十四爷发作他们俩的时候,钱蕴斗和蔡怀玺一个劲地赔着笑脸,一声也不敢吭。直到十四爷说完了,钱蕴斗才小心翼翼地说:“十四爷,您老圣明,奴才们也是奉差办事,身不由己啊。奴才们只不过是小小的笔帖式,奴才们的上边,还有司、府、都太监、领侍卫内大臣……离皇上还隔着十八层天儿呢。上边说的话,我们敢不听吗?好歹您老体恤着点奴才,咱们平平安安地去到北京。等给先皇老佛爷尽了孝,奴才们的差事也就算办完了。往后,奴才们还要侍候爷,帮爷的光呢。”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步骤,毛泽东提出,准备以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合作化,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一九六七年完成,而且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

  钱蕴斗勉强笑了笑说:“十四爷,您老别太难过。奴才说句不知进退的话,先帝爷在位六十一年,圣寿也快七十了。在老百姓的眼里,能活到这么大的高寿,应该说是喜丧。所以依奴才看,您也不必老跟自己过不去,您得保重啊!”

  专员谈话,八时十八分结束。十时五十四分到无锡,与

  十四爷听他说得可怜,自己一肚子的气也发作完了,这才跟着那群侍卫们走进了山神庙。

  在新写的按语中,给人以强烈印象的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论述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内容。他在一个按语中写道:“几乎带普遍性地在许多地方存在着的、阻碍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势力互相呼应着。对于这样一种情形,这一篇文章算是描写得恰好。作者以极大的愤怒斥责了机会主义者,支持了贫苦农民。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29页。)在另一个按语中,他写道:“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748、777、778页。)

  “在!”

  话,九时五十五分结束。十一时五十六分到达泰安,在

  十四爷眉头一挑冷笑着说:“是吗?我说话还有这么大的分量?”

  毛泽东对全会的讨论情况非常满意。他认为经过这次讨论,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重点应当放在保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质量,有必要提出防“左”的问题。

  十四爷没有理他,却向外边的人吩咐一声:“快,把院子里的雪给我收拾干净了,廊沿下的栏杆拆下来烤火。钱蕴斗和蔡怀玺和我住大殿,我的侍卫们住西配殿,善扑营的人住在东配殿。”

  三时到浦口。三时二十五分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

  “扎!”

  六中全会的精神贯彻下去后,毛泽东很快收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报告。从报来的情况看,到十一月下旬,大多数省的人社农户已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些省的领导人都认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可以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据此,毛泽东作出一个新的判断:“看来各省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国各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则可以肯定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答复甘肃省委并告其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电报,手稿,1955年11月30日。)这就是说,合作化的时间,比刚刚通过的六中全会决议又提前了将近两年。

  “什么,什么,有这样的事?”胤禵走上前来,用手把住那女子的脉搏仔细地诊视了一会:“嗯,是还活着。来,你们把她搭到大殿里,放到火边上让她烤烤火,兴许还能救过来。”

  泰安地委书记谈话结束。二时二十五分与兖州地委书

  胤禵重重地叹了口气:“唉,你说得也对。老钱哪,你们不要怪我十四爷的脾气不好,我这是心里难受啊!先帝爷在康熙五十六年时,封我为大将军王,让我带兵去青海平叛。临行时,先帝爷把我一直送出午门。他老人家拉着我的手说:‘朕老了,身子骨也不好。朕知道你不愿出这趟远门,可是,你不去,又有谁能替朕分忧,给朕尽孝呢?’皇阿玛说这话的时候,老泪纵横,不能自已。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去就再也见不到我的皇阿玛了……”胤禵说着说着,已是潸然泪下。

  他又说:“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他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去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这个山神庙坐落在娘子关外一座山头上,居高临下,俯瞰万山。庙里的人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跑光了,只留下个空空的庙院。不过,房子倒没有怎么破坏,大殿的梁柱和回廊上的油漆还发着亮光,只是殿里的陈设却早被洗劫一空。这一大帮人刚要走进大殿,“呼”地一下,惊飞起躲在房顶和梁柱上的野鸟。蔡怀玺手疾眼快,一抄手就抓住了两只。他上前来笑着对十四爷说:“爷,您看,托您老的福,还真是没有白在这里住。待会儿,奴才把它烤熟了,给爷下酒。”

  毛泽东所写的一百零四篇按语,合起来有四万多字,可算得上一篇“大文章”。他一直很喜欢这篇“大文章”。后来,他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说,建国以后,再没有写什么文章了,就是写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还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一些按语。

  “把她拖到庙外,扔得远远的。”

  山东省曲阜县有一个合作社,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看完了这个合作社的材料,写出一篇抒发情怀的按语:“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③(③同上书中册,第45、475页。)

  这场大雪来得奇怪,它一下就下了整整一个冬天。东起奉天,北至热河,由山东河南又到山西甘陕各地,处处冷得出奇,雪也下得特别。它时而是零零散散飘着的细碎的雪花,时而又是滚滚团团漫天洒落的大片鹅毛。或星星点点,或铺天盖地,白皑皑,亮晶晶,迷迷茫茫,一片混沌。山峦,河流,道路,村舍,都变成了浑然一体的雪原,到处都是银白色的世界。偶而也会看到天光放亮,可那太阳只有惨淡苍白的一丝温柔,却没了平日的亮丽暖和。以致山村里的老百姓,一个个都钻到屋子里,猫在炕头上,谁也不肯轻易出门。

  这个序言表明,毛泽东把他在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开展大辩论以加快各方面工作的要求,进一步发展成为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上开展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并把它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大清康熙六十一年的隆冬,纷纷扬扬的大雪铺天降落。这雪,给山河大地披上一层银装,又好像在为刚刚去世的老皇上康熙戴孝致哀。山峦起伏之间,风搅雪,雪裹风,掀起阵阵狂飙。这骤然而来的暴风雪,也仿佛在预示着新建立的雍正王朝那不平静的朝局。

  编书工作一结束,毛泽东就南下杭州。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杭州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了序言。序言中说:“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九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到现在,过了三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写一篇。”“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的报告中,提到加人合作社的农户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中进行的呢?完全是的。”“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①(①《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1月版,第3、4页。)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国农业合作化进人一个新阶段,即迅猛发展的阶段。会后,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召集扩大会议等各种形式的会议,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研究本地区的农业合作化问题。各地一致表示完全拥护这个报告,都说受到莫大的鼓舞和深刻的启示。同时,检讨和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思想。有的省委检讨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有右倾思想,表现在怕多、怕乱”。“没有去想一下省委对运动的领导是否放手,是否有领导大运动的气魄,对建社条件有限制太严太死的缺点”。①(①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社部署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5日。)有的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要“逐级做好思想发动,批判克服右倾思想,各级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②(②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12日。)有的省委提出,“必须严格批判右倾思想,首先从领导上彻底解决问题”,“合作社大发展的条件是具备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③(③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认真地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55年8月19日。)许多省纷纷提出提前完成合作化的规划。

  七届六中全会主要是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邓子恢在会上作了检讨。从七月三十一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到六中全会之前,毛泽东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评一直是尖锐而严厉的,甚至认为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一条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自己的路线和方针。等到六中全会一开,毛泽东看见大家一致批评“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问题解决了,邓子恢也作了检讨,这时他对邓子恢的批评,就不再使用严厉的语言了,也不采取“击一猛掌”的办法了,并且还对邓子恢说了一些肯定的话。他说:“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承认。”②(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55年10月11日。)

  十一月四日,凌晨一时四十五分到滁州,一时五十

  五十分在天津,停车一小时,与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

  毛泽东在按语中还提出了一些著名论点。例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去做”。

  他对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的进程作出一个大致规划: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农村的改革将是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①(①以上均见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1—433、438页。)同时,他已经看到,由于中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他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

  东同行,四时二十五分到达上海。毛泽东在上海下车,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提出防“左”的问题,提出注重合作社质量、控制合作社发展速度的问题,都十分重要。但反“右倾”的政治气氛毕竟太强,声浪太高,给人们的印象十分强烈,因而毛泽东这些话没有引起各级领导和干部的足够注意。

  毛泽东急于从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急于将小社合并为大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更多地着眼于发挥集体经营的长处和优势力量,而对于农民个体经营(或称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及其生命力和潜在的活力,严重估计不足,往往对它忽略,甚至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已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历程所证明。

  一小时,与德州地委书记谈话。上午十时四十三分到达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八月一日结束。八月三日,毛泽东约邓子恢谈了一次话,从下午二时三十分谈到四时四十五分。八月七日,毛泽东便去北戴河了,一面休息,一面摆脱其他工作,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稿,精心指导全国的合作化运动。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晚上工作,直至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到六七点钟。

  在辽宁省委报告上所写的批语,再次强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必须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不可只强调工业化,减弱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否则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而目前党内正有许多人还不了解这一点”。①(①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辽宁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55年8月16日。)

  会议定于下午三时开始。下午一时毛泽东就来到怀仁堂东侧的游泳池。一时四十分找陶铸、江华、周小舟三位省委书记谈了一会儿,约半个多小时,随后进入会场。

  这是一次多么紧张的调查工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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