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他人远比信任自己难,知人不评人

作者:古典文学

在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7天后,据瑞典媒体报道,95岁的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于当地时间10月17日去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马悦然,这个来自瑞典的老头儿,以瑞典学院有资格对诺贝尔文学奖投票的18位终身院士中唯一一位精通汉语的学者身份,为中国人所熟悉。在当代作家的圈子中,马悦然则以一位中国文学热心、真性情的推荐者为人们所推崇。

一个不自信的人,宁愿信任自己,也不会轻易信任他人,尽管对方看起来能力很强,自己看起来相当羸弱。一个人容易信任自己,源于对自身的自如控制,反之,他人是那么不可控。

不乱评价他人,也别活在别人的嘴里。

当电话接通的时候,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多年的作家万之,刚刚参加完在哥德堡举办的一个诗歌节,正在等候回斯德哥尔摩的火车。万之告诉我,因为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爆出丑闻,瑞典学院在是否起诉女院士弗罗斯滕松一事上产生分歧。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由于包括马悦然在内的多数院士同意不起诉,结果埃斯普马克、厄斯特格伦、恩隆德3位院士愤而退出诺奖投票,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因此延迟到2019年颁发。谈及这件事,万之有些感慨:“马悦然这个人,有点像中国人,很讲情面。”

这种情况常见于坐车或开车的时候。如果坐在副驾驶的人也会开车,总喜欢对驾驶员指手画脚,总担心对方不能把车开好。一会说开快了,一会说转弯转大了,一会说遇到行人没及时减速。说得驾驶员烦不胜烦,导致经常会撂出一句话:“要不然你来开?”最后弄得两个人都不开心。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类人,随意评价别人,背后议论别人,把别人的事情当做八卦的乐趣和谈资,自以为看透世事,便可指点一二。

然而,留在万之心目中的,仍是3年前中秋节晚上和马悦然最后一晤的美好记忆:“我们在斯德哥尔摩一个很漂亮的雕塑公园,松树林中,月光之下,喝酒赏月。他那年已经92岁,还能喝半瓶我带去的五粮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表面上看是坐在副驾驶位的人紧张,实质上是因为他对驾驶员缺乏信任,总担心对方车开不好,而车开不好会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安全和生命,所以总喜欢唠叨个不停。我也有这种毛病,尤其是对女驾驶员。虽然知道多说无益,反而会影响开车人的情绪,影响驾驶的安全,可总是控制不住。归根结底也是不信任对方的驾驶技能,不放心自己的命运受他人控制。

殊不知,知人不评人,知事不声张,才是一个人最高级的修养。

对多数像我一样并没有见过这位老人的人来说,了解他更好的办法,或许只有读他留下的文字。在2004年出版的文集《另一种乡愁》中,80岁的马悦然追忆过往的学术人生。他所写的自己青年时期在四川调查方言期间住在一座庙宇中的情景,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怅惘之感:“我永远记得小和尚们每天晚上用清脆的声音高高兴兴地唱晚上仪式的头一首很忧郁的经文:‘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救头燃。但念无常,慎勿放逸。’”

以前参加拓展训练的时候,有一个项目叫“背摔”,很是考验一个人的信任能力。所谓背摔,是指一个人背对着沙坑站在沙坑边上,其余八九个人在沙坑里站成“U”字形,并平行地伸出手臂做托举状。当倒数到“1”的时候,站在沙坑边的人将自己的身体笔直地往后倒向那些伸出的手臂,站在沙坑里的人稳稳地把他接住。看似简单的项目,只要大胆地向后倒去即可,但仍有不少人畏畏缩缩地不敢做。为什么?依然是因为自己的安全掌握在他人手上,而不是光靠自己的勇敢就能做到的事。你会发现,有的项目可能比这个更危险,但因为危险度掌握在自己手里,敢于挑战的人反而更多。背摔却不同,如果没有被手接住,倒在沙坑里尽管不会受太大的伤,但直挺挺地倒下去的感觉,还是会让人有种后怕感,并心有余悸。所以,想做好这个项目并非易事,非常考验一个人的信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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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悦然与中国的缘分,与林语堂有关。1946年,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攻读拉丁文与希腊文的他,人生规划原本是做一名高中老师。无意中读到林语堂的英文著作《生活的艺术》,马悦然对其中谈到的老子的《道德经》产生了兴趣。他找来英、法、德几个译本,发现内容差异很大,于是鼓起勇气给当时已经写出《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打电话求教。初次见面,高本汉便将自己翻译但尚未出版的《道德经》借给了这个好学的年轻人。马悦然一周后还书时,高本汉问他:“你为什么不来跟我学中文呢?”就这样,1946年8月底,马悦然转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随高本汉开始了他的汉学研究。

是的,信任不仅是一种心理表现,也是一种能力,需要在工作和生活中多多磨练,才能慢慢练就。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各项技能,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其次,团队里的其他人也要同时变得强大,才能增强彼此之间的信任。再次,彼此之间要多沟通和磨合,只有相互了解、配合默契,那种信任才牢不可破。

不随意评价别人,是一种修养

1948年8月,追随高本汉学习两年的马悦然,凭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获得去中国调查四川方言的机会。此后两年,他辗转在重庆、成都、乐山和峨眉山等地,记录方言数据。初到中国的馬悦然,汉语水平还停留在会读不会说的阶段。在重庆和成都待了两个月后,他学会了西南官话,可以独自调查方言。不过,他对汉语更进一步的学习是跟着报国寺一个法号为果玲的老和尚。从1949年的大年初一到8月,马悦然一直住在峨眉山最大的一所寺庙——报国寺中。

做背摔的时候,如果接托的人都是自己了解、值得信任的朋友,那么信任度则大大提高,因为你相信对方不会把手撤回去,会负责任地把你稳稳地托住。但临时组合的、不熟悉的人来接托你,你则会战战兢兢,不敢轻易往后倒,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为人,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搞恶作剧,来一个集体把手缩回去。可见,相互了解是提高信任的重要因素。

曾在电视上,看过这样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在晚年的回忆文字中,马悦然对当年那位曾在大学教过国文的老和尚充满感激:“每天早饭后,老和尚到我的房间给我讲两小时的课。首先读的是‘四书’,‘四书’读完就念诗,《唐诗三百首》、汉朝的五言诗和乐府、魏晋南北朝的诗,他什么都教。他也想教我用毛笔写字,但是很快发现我完全缺乏书法的天赋。”

看战争片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台词:“在战场上,你们的生命掌握在战友身上,要百分百相信自己的战友。”是的,只有百分百相信自己的战友,才能解除后顾之忧,才能不顾一切地奋勇杀敌。如果你总是担心子弹、粮食等能不能及时供应,担心会不会陷入无人支援的困境,担心战友里会不会有叛徒,那么你战斗的时候就会思前想后、亦步亦趋,当然打不了胜仗。狭路相逢勇者胜,畏畏缩缩地打仗怎么可能会赢呢?

一位大妈在健身房里因运动过度,导致心脏麻痹而死。

在四川的那段时间,马悦然还收获了后来伴随他终生的中文名字。1950年上半年,马悦然跟随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主任闻宥学习宋词,闻教授为他起名“马悦然”。

很多时候,再弱小的人也容易信任自己,不容易信任他人。可在团队协作的时候,信任他人往往又非常重要,所以必须锻练自己的信任能力。而想提高自己的信任能力,自己首先要加强学习,让自己变得强大,让自己首先值得他人信任,如此,信任能力必然会提高。

当记者采访同一个健身房的人们时,关于她的八卦骤然四起。

在回忆文字中,马悦然时不时会冒出几句四川话,像“莫得事”“莫得办法”,颇为自得。山西小说家李锐告诉我,马悦然的普通话和四川话都不错,和他在一起时讲普通话,和妻子陈宁祖回四川老家时便讲四川话。

“是因为太胖了,想变美才会这么拼命减肥的。”“大概是因为大妈的前夫刚和一个漂亮的女人结了婚,受了刺激吧。”“哎,因为太过嫉妒别人,这下把命都搭上了。”

马悦然刚到成都时,曾在当时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陈可行的家中租住过一段时间,刚刚高中毕业的陈宁祖是房东的二女儿。马悦然受邀为陈宁祖补习英语,两个人渐生情愫。不过当时马悦然已经订婚,直到1950年7月,他返回香港得知在美国的未婚妻爱上了别人,愿意和他分手后,才立即给陈可行发电报,向其二女儿求婚。不久,两个人如愿走到一起。

在事情还未查明真相前,记者们就以“过度爱美减肥致死”为主题作为新闻上了电视。

此后几十年,陈宁祖成为马悦然的贤内助的同时,还成了他学习中国文化的窗口,陈宁祖也出现在许多中国作家的回忆中。1996年,陈宁祖去世,万之所写的纪念文章中,还谈到她在一次闲聊后,为格非收集伯格曼电影的录像,为余华送来某个瑞典音乐家的磁带。

然而,事实是,大妈努力减肥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要减重做肝移植手术,拯救肝硬化末期的女儿。

在四川调查方言的两年多,马悦然不仅收获了爱情,还更深地体会到传统中国的人情之美。他感慨岳父家那个不但主张放走小偷,还偷偷把对方翻墙用的梯子放回去的厨子。在一次采访中,他回忆起那时普通中国人对美的感受:“我以前在四川的时候,看见峨眉山的农民总是在农忙之余,翻过一座山去看芍药花……还有一次是我正背靠着一棵大树看书,发现一个老人一边踩着大树周围的落叶,一边说‘真好听啊’!”

为了快点做上手术,为了救心爱的女儿,这位大妈2个月内从180斤减到140斤,没日没夜地跑步,才会过了度,不幸去世。

经历了驻华文化参赞、国外多所大学讲师等身份变化,1965年,马悦然回国创建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并长期任教于此。

那些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话有多大分量,就信口胡说;

李锐在一篇题为《心上的秋天》的序言中写道:“他把西汉典籍《春秋繁露》翻译成英文。他让同胞们和他一起分享《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的美妙篇章。他翻译的《水浒传》和《西游记》一版再版,到处流传。他的翻译和介绍让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现当代杰出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引起世界的注意。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外国人像他这样无怨无悔、不辞劳苦,到处传播中国文化,到处传播中国的语言和声音。”

那些记者,并不知道事件背后的真相,就抓住噱头博眼球,瞎报道。

1986年6月的一天,李锐忽然收到一封从瑞典寄来的信。一个叫马悦然的人,声称自己在订阅的《小说月报》上看到李锐的小说集《厚土》的节选,希望获得该书的翻译授权。自此,李锐便开始了与马悦然的交往。1989年,瑞典文的系列小说集《厚土》出版后,1989年、1990年,马悦然连续两年邀请李锐到瑞典访问。1990年,两个人终于在瑞典见面。早在一年前,马悦然就告诉李锐,他邀请了瑞典学院的八九位院士,想一起去看看李锐当年插队的村子——吕梁山区邸家河村。结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直到2004年才最终成行。

自以为看透,说破之后才发现自己看到的不是真相的全部,但对别人的伤害已经覆水难收。

在邸家河村,马悦然再次感受到来自中国大地的气息。当村主任向村里一个年长的老太太介绍这位从遥远的北欧来的客人时,老太太看了他一眼说:“哈,天下乌鸦一般黑。”马悦然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无论住在什么地方,地球上的人都是一样的。

这个故事,就有如心理学上很有名的“冰山理论”。

马悦然似乎偏爱那些带有泥土气息的中国作家。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在接受瑞典媒体采访时说:“我很高兴一个乡巴佬得奖,尤其是一个中国的乡巴佬得奖,沈从文、曹乃谦、莫言都是乡巴佬作家。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水面上的冰山一角,只不过只是看到了十分之一的冰山,还有十分之九的冰山在水下,被人们所忽略。

1986年,在旧金山举办的国际汉学研讨会上,不少人提出中国作家从未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马悦然在发言中试图解释,翻译的质量会影响评委对作品的理解。没想到这一说法竟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有人质问他:“诺贝尔文学奖究竟是创作奖还是翻译奖?”一起参会的学者王元化看到群情激愤下马悦然发窘的样子,不禁对他有些同情。

有些人有些事,就像这冰山一角,眼见不一定为实。

回头来看,文学作品必然要通过翻译才能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这本是常识。发生在30多年前的这一幕,无疑反映了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某种焦虑。这种焦虑,随着中国作家的得奖,得到了自然的纾解。但围绕在马悦然身上的,依然是无法绕开的诺奖话题。

就像韩寒说的那样:

谈及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诺贝尔文学奖是瑞典的18个评委评出来的一个奖项,它不是世界冠军,没那么重要。”

如果你不了解,你就闭嘴,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别人经历过了什么。如果你了解,那你就更应该闭嘴。

在中国作家得奖前,对可能得奖的中国作家,从鲁迅、林语堂到老舍、沈从文,曾有过各种各样的传言。或许是为了一次回答这些问题,2015年4月,马悦然在澳门科技馆专门做了一场题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1913年选入瑞典学院的斯文·赫定很希望中国作家得到诺奖。1924年12月,斯文·赫定给高本汉写信,请他帮忙推荐一位合适的中国作家。高本汉的回信说,据他看,没有中国作家有资格得奖,但他提到一位年轻的中国朋友正在巴黎从事语言学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很熟,也许可以帮忙介绍。这位年轻的朋友正是刘半农。后来刘半农在一次宴会上,趁机单独问鲁迅是否愿意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鲁迅拒绝了这个好意。刘半农很可能将鲁迅的回答转达给了斯文·赫定。

凡事不要总是带着自己的偏见,先入为主地去评价、议论别人,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别人有过怎样的经历,心中有怎样的痛处。

谈到沈从文,马悦然说:“我是1985年被选进瑞典学院成为院士的,要是沈从文1988年5月没有去世的话,他肯定会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秘密我不应当说出来,但自从我说出来以后,我的同事們非常理解我的心情。”

不随意评价别人,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智慧。

“马悦然非常喜欢道家。他不喜欢儒家,比如《论语》,他都不翻译。”万之回忆。马悦然不但重新翻译了《道德经》,大概从85岁之后开始翻译《庄子》。去世前几年,他仍将大量精力花在《庄子》的翻译上,据说,他在骨折以后,看到《庄子》,腿就不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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